原標題：[島讀]香港問題，北京的底線在哪,？

[俠客島按]

不平靜的日子里重讀舊書,，總會有別樣的收獲。

三年前,，島叔在書店里閑逛,，就著當時對香港問題約略產(chǎn)生的好奇，從書架上挑選了一本名字看上去傾向并不明顯的書,，題為《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象》,。作者是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閻小駿副教授，北大本碩,、哈佛博士,。

書薄薄一本，很快便翻完,，畫滿了長長短短的線,，也做了不少筆記，深受啟發(fā),。

三年后,，香港波瀾再起。重讀此書,，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些預言已經(jīng)言中——比如香港在“非法占中”之后社會運動的形式,、青年一代的心態(tài),，以及至今頻仍的政治困局。

但更具理論解釋力的框架在于,，本書從京港兩地如何構建政治信任的角度出發(fā),，坦率地勾勒出了北京的“底線關切”、香港的困局與心結,。

今天,，島叔整理出了書中的一些內(nèi)容,，推薦給大家,。對于關心香港的所有人，無論身處內(nèi)地還是香港抑或海外,，這篇文章應該都值得一讀,。有時間的話，島叔尤其希望香港各界讀讀這本書,。

位置

邊陲，按《辭?！返慕忉?，就是邊疆。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南大門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實的邊陲地帶,。

在政治邊陲和政治中心之間的信任程度，是決定政治核心將采取何種政治態(tài)度與管控政策來治理邊陲地帶的關鍵因素,。信任,，是政治中心與政治邊陲之間的永恒心結。

如何處理龐大國土中的政治邊陲,，從來都是中國政治主體的重要任務,。邊陲若不靖，國土則不安,。從歷史到今天,，中國政治處理邊陲問題往往遵循五個原則。

第一,，是領土統(tǒng)一原則,。任何邊陲地帶如果出現(xiàn)武裝反叛、獨立,、顛覆性內(nèi)亂或者與外國政權相勾連,，可以預期的是來自權力中心的毀滅性打擊。

第二,，是主權治權不可分原則,，既行使主權,、也行使治權。譬如,，即使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清廷仍在西藏設立駐藏辦事大臣，直接監(jiān)管西藏的治理事務,。中國政治中從來沒有分割主權與治權的傳統(tǒng),。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義原則,。中國政府對于國土疆域之內(nèi)的邊陲地帶采行文化多元主義的治理手法,，允許不同于國家主體文化的地方特殊文化在邊陲地帶存續(xù)和發(fā)展，一般不加干預,。

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則。中國政府對于邊陲地帶的治理,，從傳統(tǒng)上始終給予較大的自治空間,；中央亦尊重邊陲地帶特殊的政治秩序。

第五,，是國家認同原則,。中國歷代政府在處理政治邊陲事務時，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邊陲社會必須建立起穩(wěn)固的國家認同,，并通過日常行政和社會生活表達出來,。國家認同是否穩(wěn)固，直接決定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采取“剿”還是“撫”的政策,。

從古到今,，這五項原則構成了中國治理結構中處理政治邊陲事務的政治基礎。

自香港開埠到1997年回歸的近一個半世紀里,，香港始終游離于中國主體的政治結構之外,，是極為特殊的邊陲。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成立這兩個歷史事件,，標志著香港再次成為中國大一統(tǒng)的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一國兩制”的安排，恰恰旨在保證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兩項原則下,，在崇尚大一統(tǒng)的中國政治中,，這是特殊之特殊的安排。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獨立,。既然京港關系屬中央與邊陲之關系，那么前述的五項政治原則是全部適用于香港治理的。

作為政治邊陲的香港,，無論是自治空間的存續(xù)還是未來發(fā)展的保障,，都離不開妥善處理自己與政治中心的關系。關系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問題,。

更明確地說，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決于香港社會是否能夠建立中國的國家認同,、接受國家的政治秩序、承認國家的管治權威,、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國家的代表標志,。

底線

中央權力對于政治邊陲的治理是具有底線關切的,。

底線關切是權力中心在邊陲地帶最關注的核心利益和優(yōu)先事項,。這些關切是否得到邊陲社會的切實回應,、相應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決定中國歷史上，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或戰(zhàn)或和,、或剿或撫,、政治管束或松或緊的具體政策。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領導層對港奉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中央的底線關切是香港作為中國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維持,。正是在這個底線關切下,，中央政府采取了對港澳暫時不動、充分利用其獨特地位的辦法,。

第二代中央領導層在香港的底線關切,，則可用八個字概括，即：“順利回歸,、平穩(wěn)過渡”,。

2003年以后，中央在香港的底線關切逐步發(fā)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過程是因應香港社會的實際狀況和特區(qū)政治中漸次萌生出的新情況而產(chǎn)生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和駐港機構主要官員的歷次發(fā)言均清晰體現(xiàn)出,，中央在港的底線關切已全面轉(zhuǎn)變?yōu)椤皣业闹鳈?、安全和發(fā)展利益”。

這三個要素,，勢必成為將來相當長時間內(nèi)北京研判香港局勢和調(diào)整對港政策的關鍵考量,，勢必構成未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新的底線關切,。

觀念

變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權力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高度政治信任,，“兩制”之間的回旋余地才會更大,，“自治”空間才會更靈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實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別無他途。

要構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礎,，關鍵就在于香港社會能否在未來的時間里與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關系,；這其中，轉(zhuǎn)變觀念或許是其中最基礎的步驟,。

就香港而言,，這起碼關涉到三方面觀念的改變——

第一，香港社會亟需改變自己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時的歷史優(yōu)越感,，和或有或無的不以為然心態(tài),。回歸后的香港,，政治上不應再繼續(xù)是西方國家陣營的一員,，而是標準的中國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是一個無法逆轉(zhuǎn)的政治現(xiàn)實,?！耙粐鴥芍啤弊鹬貎芍浦g的歷史差異，但并非意在兩制之間區(qū)分高下,。

第二,，香港社會亟需改變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來抵抗中國影響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觀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許香港實行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就不會嘗試讓香港“大陸化”或者強行轉(zhuǎn)變?yōu)樗^“一國一制”,。香港社會亦需要以高度自信來踐行“一國兩制”,，敞開胸襟與國家主體部分展開交流與合作。

第三,，香港社會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國家自信。經(jīng)過漫長的殖民統(tǒng)治,，香港社會對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回歸多年以來，由于香港并沒有進行徹底的“解殖”工作,，本地華人精英階層的某些人始終不能放棄以高等華人自居的態(tài)度,，在西方和中國內(nèi)地面前都無法以平等姿態(tài)、不卑不亢地處理彼此關系,。

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曾以精當?shù)恼Z言批評過這一現(xiàn)象,。他說：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tài)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

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nèi)心中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轉(zhuǎn)變

實際上,，承認和接受中國的主體政治秩序和北京對香港的主權權威,，對于香港的自治空間，不但無損而且有益,。

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國”這個指定動作做好了,，“兩制”才有更大和更廣闊的自由發(fā)揮空間。

在“一國”的問題沒有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北京和特區(qū)政府的注意力都會被牽制道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來,，無益于解決香港所面臨的其他更加緊迫的“在地”議題，特別是民生問題,。

同樣,，香港“逢中必反”的輿論環(huán)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轉(zhuǎn)變。在回歸之前,，由于香港社會習慣性對內(nèi)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長期的“拒共”宣傳,，使得香港的輿論環(huán)境發(fā)生了極大的扭曲。香港社會的大眾媒體以競相報導中國內(nèi)地的陰暗面為己任,，“逢中必反”,，對中國內(nèi)地的方方面面極盡妖魔化之能事。

如此集中地對自己的主權國日復一曰、年復一年地進行“轟炸式”的丑化報導,，世界罕見,。

出于愛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獨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來北京對此保持了極大克制,。但如果這樣的輿論環(huán)境在未來長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轉(zhuǎn),，不但中央與香港社會之問難以形成信任關系，且對于“一國兩制”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穩(wěn)固的中國國家認同,，也是中央權力對香港未來發(fā)展進行定位的基礎。要建立穩(wěn)固的國家認同,，就需要盡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學開展豐富多彩和形式多樣的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從源頭開始建立起香港未來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與自豪感,。

還有一項重建政治信任的基礎政治條件，即香港社會要對國家安全承擔起政治和憲制責任,。

實際上,，基本法已經(jīng)授權給香港特區(qū)，按照自己的法治傳統(tǒng)“量身訂做”國家安全的立法,，未來這一立法過程將由香港特區(qū)自行主導,、開展廣泛的公眾諮詢、受香港社會全方位監(jiān)督,。當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在立法和執(zhí)行兩方面都具有實質(zhì)效力的國家安全機制,，才能真正體現(xiàn)出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決心,，有效回應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線關切。

如果這一工作始終被香港社會延宕的話,，那么不但無助于恢復信任,，反而會對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間造成大的損害。

總之,，香港社會政治觀念的轉(zhuǎn)變是最基礎,、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應當及早著手進行,。香港本地的各界精英應在這一進程中放下成見,、率先垂范，起到引領而非阻礙的作用,。

“港獨”

歷史上最早的“港獨”思想與組織,，發(fā)軔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后,，“港獨”思潮和運動均被“民主回歸”的浪潮取代,，幾乎被歷史所遺忘。

“港獨”主義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運動”和“香港獨立建國”兩種約略相似,、但互有差異的話語體系作為基本論述，輔以借“臺灣獨立”運動的本土主義,、本土優(yōu)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號，主要訴求是要在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切斷香港與中國內(nèi)地的聯(lián)系,，要求實現(xiàn)“香港民族自決”，在香港建立脫離中國管治的獨立或半獨立的“自治城邦”,。

在組織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獨”主義組織最初往往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組成,，成員也較為低齡,，并使用從“獨立建國”、“命運自決”到“全民制憲”,、“本土優(yōu)先”等烈度不一的口號標語,。

同時，本土派的抗爭運動也逐漸向更加激進化,、有組織化和暴力化的方向發(fā)展,。無論是焚燒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幟,、還是襲擊內(nèi)地游客,、制造爆炸性武器，無不反映了香港的激進反對派運動正在極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港獨”思潮在香港“九零后”群體中的傳播，標志著香港政治對抗圖景中的主要矛盾,，極有可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三項主要轉(zhuǎn)變,。

第一，香港政治對抗的主題和主要訴求有可能已從八十年代以來的“爭民主,、爭普選”迅速轉(zhuǎn)變?yōu)椤盃幾詻Q,、爭獨立”，香港回歸以來的民主之爭有可能轉(zhuǎn)化為后“占領運動”時代的“統(tǒng)獨之爭”,。香港發(fā)生的政治對抗將首次超出本地范疇,，對國家的統(tǒng)一,、安全和領土完整產(chǎn)生直接威脅。

第二,，香港政治對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從1997年以來和平,、非暴力的社會運動轉(zhuǎn)變成暴力、激進的大規(guī)模破壞行動和“勇武抗爭”,，將對社會安寧,、公共秩序和特區(qū)管治造成直接威脅。

第三,，在香港反對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來占有主導地位的“民主回歸”派（亦即傳統(tǒng)意義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邊緣化,，并為更年輕及更激進的政治勢力和組織所取代。

這三項主要變化,，極有可能會徹底改寫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圖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緒和“抗中”行動又被某些政治派別操弄和放大，被社會其他成員默許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縱容,。這些情況都是根本上不利于中央和香港之間建立互信關系的。

面對新的“港獨”思潮和力量的挑戰(zhàn),，在香港社會建立新的底線政治共識——“基本法共識”一一將變?yōu)楸本┰谖磥順O為緊迫的任務。

這個“共識”將要求：在后“占領運動”時代,，無論香港的政治力量處于意識形態(tài)光譜的什么位置,，接受并認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規(guī)矩和政治原則,，應是任何個人和組織參與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

變局

香港的回歸（包括回歸前的中英談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紀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導完成的。

這些老一代政治家親身經(jīng)歷了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國內(nèi)地在經(jīng)濟發(fā)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強烈對比,，對香港始終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往往傾向采取非常寬容的態(tài)度,，對于香港社會的不和諧聲音和做法也具有較高的寬容度。

但隨著年輕一代中國官員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線,，以及內(nèi)地主要城市與香港之間經(jīng)濟和制度差距的縮小,，老一輩政治人物這種特殊的歷史情懷和現(xiàn)實考量，未必能被成長經(jīng)歷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國精英階層繼承下來,?？梢韵胍?，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處理將越來越日?；?、專業(yè)化和行政化。

未來“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實,，部分取決于年輕一代中國精英階層在多年以來積累而成的對香港的觀感,、看法和態(tài)度。

特別是隨著兩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彌漫在香港社會的“反中”情緒和歷史遺留下來的針對內(nèi)地的習慣思維經(jīng)過大眾媒體的渲染,，勢必對年輕一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和知識精英階層對香港的觀念和態(tài)度產(chǎn)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無論是高度自治本身還是未來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各派勢力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選也好,，其目的應該是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進香港的民生、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對抗中央權力,、改變中國主體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國國家認同。

只有擺正了這個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國兩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繼續(xù)把自己定位為中國中央政權的挑戰(zhàn)者和顛覆者、甚至政治“異邦”的構建者,，而不是“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務的討論者,、批評者、監(jiān)督者和合作者,，不僅會令其自身逐漸消逝于歷史的宏大進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總而言之,，未來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間就越大,，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就會越以繁榮穩(wěn)定為主要目標,；反之,，則“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空間就會被收縮，對香港的管控就會更以確保國家及政權安全為主要目標,。

“一國兩制”是一個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和香港社會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會的中國國家認同越穩(wěn)固,、特區(qū)對中央的底線關切和核心利益的維護越堅決,、特區(qū)政府和社會對國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區(qū)所擁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間就越廣闊,、來自中央的政治約束也就越寬松、特區(qū)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會越通暢,。

因此,，“一國兩制”發(fā)展到今天，香港的“治”與“亂”,、“興”與“衰”乃系于香港社會一念之間的選擇——

是承認中國的主權,，對中國主體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從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尋求最大的自治空間,，并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變,？還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不斷挑戰(zhàn)北京的管治權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終成為整個中國政治體系中的“異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臨越來越嚴厲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來,，真真確確系于香港社會的一念之間。

文/閻小駿（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