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李先生入職某商貿公司，從事銷售工作,。2017年2月19日,，李先生遞交《辭職申請表》,，以“個人原因”為由申請離職。2017年3月15日,，雙方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當日李先生簽字確認的《離職移交清單》中明確勾畫顯示,，“不放棄履行”不競爭與不勸誘義務,。數月之后，商貿公司將李先生訴至法院,，要求支付違約金85萬余元并繼續(xù)履行競業(yè)限制義務,。

　　【案情】

商貿公司與李先生均認可，李先生離職前任商貿公司北京區(qū)域銷售總監(jiān)及中國區(qū)政府事業(yè)部銷售總監(jiān),。主要工作內容為：帶領銷售團隊銷售辦公設備,、勞保用品、辦公用品,。離職前,，李先生月基本工資為稅前70920元（據此計算合計每年85萬元左右），且另有不定額獎金,，年終獎金不超過稅后15萬元,。

雙方之間訂有競業(yè)限制約定。雙方《勞動合同》第8.3條款約定,，在合同終止后1年的競業(yè)限制期間內,，李先生不得直接或間接向生產或銷售相似產品的任何競爭者提供保密信息或實體工作、被雇傭,、聘用,、提供實體服務（包括但不限于咨詢、顧問,、代理服務等）,，或在該等實體中持有任何利益或權益等；商貿公司在競業(yè)限制期間內按月向李先生支付競業(yè)限制經濟補償金,，月度金額相當于勞動合同終止前一個月基本工資金額的三分之一,；李先生如違反競業(yè)限制義務，則應當向公司支付相當于本協議約定的競業(yè)限制補償金總額3倍的違約金,。

李先生離職后,，商貿公司即按照（稅前）每月23640元的標準向李先生轉賬支付競業(yè)限制補償金，但未能成功轉賬,。

商貿公司主張,，李先生離職后入職競爭對手處，違反了競業(yè)限制約定義務,。為此,，商貿公司提交了公證書及競爭對手某知名文具公司的工商注冊信息為證,。公證書顯示，2017年4月某文具公司官方網站及微信公眾號曾經刊文《公司應邀參加第二屆全國公共資源交易改革峰會》載明,，李先生作為公司公共事業(yè)部全國負責人參會并就公共采購問題在會上發(fā)表了主題演講,。工商注冊信息顯示，該公司經營范圍包括文具,、文化用品銷售等項目及法定代表人,、股東信息。李先生對此解釋稱,，其是以某投資公司投資總監(jiān)的名義參會,，并被安排進行了主題發(fā)言，會上并未標明自己的身份,，僅是作為行業(yè)內專家身份到會,；該文具公司發(fā)表文章后，自己才知道相關報道,，由于報道內容不實,，已經要求該文具公司修訂和刪除了相應文章。

李先生辯稱,，自己并未違反競業(yè)限制約定,，并提交了與某人力資源公司的《勞動合同（勞務派遣員工）》、社保繳費記錄等材料為證,。商貿公司認可上述證據真實性,，但提交了工商登記信息，證明李先生所述新用人單位“投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商貿公司的競爭對手,，且為某知名文具公司法定代表人,。

　　【判決】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

其一、雙方間有競業(yè)限制約定,，李先生作為企業(yè)高級管理人員,，應誠實信用履行雙方所約定競業(yè)限制義務。

其二,、商貿公司已經按照約定支付了競業(yè)限制補償金,，而李先生雖就賬戶注銷、退回款項等行為作出解釋,，但仍有躲避接收,、怠于接收競業(yè)限制補償金的明顯主觀意愿。故競業(yè)限制經濟補償金支付情況并不影響雙方間競業(yè)限制約定,，即李先生仍應遵守雙方約定的誠實,、信用履行競業(yè)限制義務。

其三,、李先生雖自述入職投資公司,，但投資公司與某知名文具企業(yè)法定代表人為同一自然人,，兩公司間具有關聯關系。該知名文具企業(yè)確實曾經在官方網站及公眾微信號中刊文,，報道李先生作為該公司公共事業(yè)部全國負責人參與第二屆全國公共資源交易改革峰會并就公共采購模式發(fā)表主題演講,。該知名文具企業(yè)確實與商貿公司在文具銷售等領域存有競爭關系。因此,，商貿公司所提舉證據足以證明李先生離職后存有違反競業(yè)限制義務情形,。

再縱觀全案，本案中李先生于2017年2月因個人原因提出離職申請,，于2017年3月15日與商貿公司解除勞動關系。兩個工作日后,，李先生即與案外公司建立勞動關系,，約定由案外公司將其派遣至投資公司，而投資公司與某知名文具企業(yè)為同一法定代表人名下企業(yè),。且離職后,，李先生主動注銷可用于接收競業(yè)限制經濟補償金的兩個銀行賬戶。種種表象均指向李先生存有違反競業(yè)限制約定的主觀故意,。

最后,，法院對李先生提出的酌減競業(yè)限制違約金的主張不予支持，并基于雙方所確認李先生離職前12個月平均工資數額,，判定李先生應依法向商貿公司支付違約金,，經核算為85萬余元。

判決后,，李先生提起上訴,。二審終審判決，駁回李先生的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