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修改后的條例規(guī)定,，女方除享受國家規(guī)定的產(chǎn)假外，享受六十日的延長生育假,，男方享受陪產(chǎn)假十五日,。目前，已有16個省份通過了當?shù)匦薷暮蟮挠媱澤龡l例,，延長了父母育兒假,。

其中，大部分省份將生育假由過去的30天延長到了60天,，并且增加了育兒假,，且由父母共享。目前各省的規(guī)定大同小異,，即直到孩子三周歲前,，每年允許父母享有育兒假5天-15天。像北京,、上海是5天,，江西,、黑龍江、河北等省份是10天,。以前個別地方的育兒假停留在呼吁層面,，如今已經(jīng)以法規(guī)的形式確定下來，可見政策提升生育率的努力,。

生育率的持續(xù)下滑,，已經(jīng)成為困擾很多社會發(fā)展的一大難題。不久前發(fā)布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chuàng)下了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父親的缺席：

育兒如何成為母親的責任,？

一直以來,，女性是生育的承載者，育兒的責任主要落在母親身上,。我們對一個母親的想象是相當苛刻與逼仄的,，一個女性的“母親”身份總是優(yōu)先于她作為一個獨立女性的存在。我們也習慣于給予母親各種各樣的謳歌,，無形中也將母親束縛在“奉獻”“犧牲”“偉大”等責任中,，仿佛一個母親如果不為孩子犧牲一切，她就是不稱職的,。但我們并不會以同樣的標準對待父親,，父親的沉默、缺席,，似乎都是理所當然,。

顯然，這是一種性別上的構建,。就像波伏娃所說,，“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a woman”,。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也即女人之所以得像個“女人樣”,，是后天性別社會化塑造的結果，而不是先天就應該如此,。那么,，女性應該承擔起育兒責任的觀念，是怎么塑造出來的？

追根溯源,，這是傳統(tǒng)父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nèi)”思想的承續(xù)，男性在社會中處于支配地位,，女性處于劣勢與服從的地位,。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種家庭分工,，實際上它隱藏著兩個歧視：第一,，女性的基本職能是生育/顧家，一個女性的理想模板就是“賢妻良母”,。不知不覺間,，女性便被“工具化”了，女性的妻子,、母親等角色屬性,，壓抑了女性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存在。第二,，它暗藏對女性的歧視,，貶低女性的社會屬性，認為女性的工作能力,、社會能力等低于男性，所以女性不被允許單獨在社會上獲取生存資源,，比如女性不能經(jīng)商,、不能讀書、不能考取功名,。

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時至今日仍深刻影響著不少人對女性的認知。就像李銀河舉的一個例子：“假設一個女性當了總統(tǒng),，報紙標題可能會是這樣——《我們相信她會做得和男人一樣好》,，但你無法想象一個男人當選總統(tǒng)，標題會寫成《我們相信他會做得像女人一樣好》,?！?/p>

新中國成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推進男女平等的措施,，極大提高了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在百廢待興的革命建設時期,，龐大的女性群體也是重要的力量源泉,。“婦女能頂半邊天”是那個時代流傳最廣、最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革命話語之一,。但彼時女性主要被作為勞動力的來源看待,，而非“女性”看待。戴錦華深刻地指出：“‘男女都一樣’的話語及其社會實踐在顛覆性別歧視的社會體制與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完成了對女性作為一個平等而獨立的性別群體的否認,。‘男女都一樣’的表述,，強有力地推動并庇護著男女平等的實現(xiàn),，但它同時意味著對歷史造就的男性、女性間深刻的文化對立與被數(shù)千年男性歷史所寫就的性別文化差異的遮蔽,?！?/p>

女性在掙脫了歷史枷鎖的同時，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別”,。并且,，大多數(shù)女性身上的負荷更沉重了。一邊是在公共領域,，跟男性一樣“頂半邊天”服務并獻身于社會,，另一邊是在家庭生活領域，她們?nèi)砸袚饌鹘y(tǒng)女性所要承擔的所有家務責任,。既要“半邊天”又是“賢內(nèi)助”,，雙重負荷令女性更疲憊了。

近幾十年來，隨著女性經(jīng)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崛起,，男女平等的進程不斷向前推進,。“男性”這一身份不再是一種霸權和特權,，女性同樣可以工作,、可以追求夢想，更關鍵的是,，她們可以單身不結婚,、可以走出家庭……建立于男權基礎上的傳統(tǒng)家庭關系也在被重構，“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格局在被改寫,，賺得比丈夫多的女性越來越多，理直氣壯要求男性共同承擔家務和育兒的女性越來越多,，單身或者丁克的女性也越來越多,。

但這樣樂觀的描述，仍然局限于少部分女性。2010年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diào)查顯示（目前2020年第四期正在進行）,，由女性為主承擔家務勞動的格局仍未改變,。有85％以上的家庭做飯、洗碗,、洗衣,、打掃衛(wèi)生等日常家務勞動主要由妻子承擔。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達4.01小時,，比男性多2.7小時,，兩性家務勞動時間的差距僅比1990年縮短了6分鐘。女性依然“主外”又“主內(nèi)”,。

女性從傳統(tǒng)觀念,、政治化父權中掙脫，卻再次為“效率至上”的資本所捕獲,。

在寫于1971年的《婦女的權力與社會顛覆》這篇經(jīng)典文獻中,，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特指出，婦女的無償家務生產(chǎn)著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最昂貴的商品：勞動力（即工人每天去給老板打工的能力）,，“婦女是雇傭奴隸的奴隸,，而正是對婦女的奴役確保了對男性的奴役”。也即,，在家庭生活中“剝削”女性,，方便于男性在職場上“被剝削”。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作者:[日]上野千鶴子,，譯者:鄒韻/薛梅，版本:綠林社｜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

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視域下》一書中也指出,，“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既是互相對立的,，又是互相補充的”。隨著市場與家庭的分離,，家務勞動成了無償?shù)姆巧a(chǎn)性勞動,，并主要由女性承擔。女性研究者宋少鵬更進一步論述道,，“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個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領域中的職業(yè)表現(xiàn)，需要私人領域中親情的無償支持,。比如,，性別化的分工（妻子承擔的照料勞動和情感勞動）和代際分工（分擔照料責任、甚至負擔房屋等生活資料的開支）。這種表象背后的實質(zhì)是資本主義體制需要家庭這種制度,，為資本積累服務,。”

學者宋少鵬解釋到,，這就是當前社會里,，一方面?zhèn)€人主義盛行、不婚不育女性大量出現(xiàn),，但另一方面社會充斥著呼吁女性回歸家庭,、對女性“慈母”“孝女”“賢妻”等傳統(tǒng)美德予以謳歌的原因?！斑@種張力凸顯的正是在個人／社會的資本主義秩序里,，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培育了個人化的社會主體(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也需要個體的自由勞動力),，另一方面,，家庭作為一種功能性制度仍有存在的需要”，畢竟“家庭是普通人在殘酷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里的生存需要”,。

父母共享育兒假：

避免成為畫餅

在這一背景下,，父母共享育兒假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這是一個可喜的觀念進步,。誠如有法律學者所說,，“法律本身不只是一個規(guī)則體系,在規(guī)則體系的背后，是一個特殊的價值追求,。法律對價值所作的選擇,、排列和保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價值的混亂”,。父母共享育兒假代表了一種價值取向：育兒不僅僅是女性的責任,，男性也應該更多地參與到育兒中來。

從瑞典的案例來看,，父母共享育兒假或有可能成為兩性平等革命的源頭,。早在1974年，瑞典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產(chǎn)假”（maternity leave）修改為“育兒假”(parental leave)的國家,，并允許父親母親可以分享自己的育兒假,。但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申請休假的家長中,，男性的比例也沒超出過10%,。這主要還是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認為育兒是女性的責任,，男性承擔育兒會被揶揄為“天鵝絨爹爹”,。1995年,，瑞典正式生效了《育兒假法》，這是一套為爸爸們量身打造的帶薪陪產(chǎn)假,。在父母領取育兒假補貼的480天中,，父親必須休夠60天假，否則不能領取補貼,。此外,，為鼓勵父親多休育兒假，瑞典社會保障部門還專門設立“平等獎金”,。在休夠法定的60天育兒假后,，父親每多休30天育兒假，就可多領取“平等獎金”,。如果父親和母親在休育兒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這對父母就可領取頂額的獎金,。

隨著法律的不斷完善,，目前瑞典的育兒假中,，雙方各有90天不得互相轉讓。目前瑞典每年有越來越多的父親開始休育兒假,，有近30%的產(chǎn)假是由父親休的,，大幅提升了父親履行育兒教養(yǎng)責任的比例，同時減少了針對女性的職場性別歧視,。

現(xiàn)在的關鍵是,，生育的成本該由誰來承擔？只有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父母育兒假才可能落到實處,，而不是成為“畫餅”。

從法律角度看,，我們對于懷孕與剛生產(chǎn)完的女職工的各項福利還是相對完善的,。可問題是,，此前諸如《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guī)定》里的很多條例，在落實層面不夠,，容易成為“紙面上的福利”,，很多企業(yè)并未給予女性足夠的保障。根本原因在于,，絕大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業(yè)自行承擔,。這對于很多中小企業(yè)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企業(yè)自然就缺乏招聘女職員的動力,，從招聘到入職也會暴露出各種顯性或隱性的針對女性的歧視,。比如“只招男性”或“男士優(yōu)先”，為女職工制定“生育時間表”,，要求女職工簽訂“在勞動合同期限的前三年內(nèi)不得懷孕”的承諾書,對于懷孕的職工就想法設法逼迫其辭職,，或者予以降薪調(diào)崗等處理。這就導致女性在職業(yè)發(fā)展上面臨著嚴重的不平等,。

一味指責企業(yè),，可能作用有限，因為事實是生育成本大部分轉嫁給了企業(yè),。而稅費減免,、給予財政補貼等方式，可以與企業(yè)共同分擔女性的生育成本,。

《82年生的金智英》（2021讀者互動版）,，作者:[韓]趙南柱,，譯者:尹嘉玄，版本:2021年11月

生育友好型社會：

“去家庭化”的福利支持

更進一步說,，父母共享育兒假,，會有助于生育率提升嗎？

一方面,，觀念革命必須持續(xù)推進,。像日本“男主外、女主內(nèi)”性別分工相當普遍,，育兒的責任主要由女性承擔,，職場對女性的歧視依然很嚴重，所以很多日本女性放棄結婚生育,，1990-2015年50歲以上女性終身未婚率從4.3%激增至14.6%,。

另一方面，必須正視到,，一味地延長假期,，反而可能讓女性在職場中面臨更大的障礙與歧視。因此,，不僅僅是延長育兒假（包括產(chǎn)假）,，更關鍵的是，延長男性的育兒假,。瑞典在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經(jīng)驗,。

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意味著生育權利得到有力的保障,、生育行為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贊賞，也意味著為生育提供強大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支持,。延長產(chǎn)假和育兒假只是一個層面,，更應該思量的是，當假期結束后,，孩子由誰來帶,？“生育”，“生”的保障很關鍵,，“育”的保障同樣不可或缺,。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代表“育”的托幼服務，與生育意愿密切相關,。學者朱薈,、陸杰華基于歐洲社會調(diào)查和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家庭數(shù)據(jù)庫的整合資料，探析歐洲15個國家的宏觀家庭政策對微觀生育決策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相較于現(xiàn)金補貼、延長產(chǎn)假和育兒假等直接或間接強化家庭照顧子女責任的“家庭化”政策,，托幼服務對生育行為的影響有賴于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介入，這種“去家庭化”方式賦予家庭更多育兒選擇,，弱化了家庭的照料責任,，減輕了母親的養(yǎng)育負擔，因而產(chǎn)生了更為積極的生育效應,。

換句話說,，當前的生育過程還是高度依賴于“家庭”，它強化的仍然是父母,、尤其是母親對育兒中的責任承擔,。與之相對的，托幼服務是帶有“去家庭化”性質(zhì)的,，通俗地理解,，父母負責生，托幼機構可以幫忙一起養(yǎng)育,，這能夠真正地幫助女性從育兒中解脫出來,，反而能夠對生育意愿產(chǎn)生正向影響。

由此,，我們也有必要加大對托幼服務的財政投入,，建立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托幼服務體系,，在“去家庭化”的生育政策與配套保障上下工夫，減少女性一生育就得回歸家庭的無奈,。相較于延長生育假或增設父母育兒假,，這或許更能有力地提振生育率。

父親應更多地參與到育兒中來

應該正視的是,，并不存在一個按鈕,，一摁下去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時間,，而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迫切而關鍵的問題是：爸爸去哪兒了？

在不少父親看來,，自己一天工作很忙碌,，賺錢也更多一些，讓妻子多承擔一些家務勞動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但很多父親忽略了一點,，無論他收入多少，只要他是男性,，那么他就鮮少面臨職業(yè)與家庭平衡的兩難,，但一個女性——無論她收入多高，她都會有這樣的困擾,。

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轟動一時的封面文章《為什么女性還是不能擁有一切,？》。作者安-瑪麗·施勞特是美國國務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規(guī)劃部主任,，這是她夢寐以求的職位,。然而2011年，當兩年任期結束后,，她迫不及待地離開了,。她在文章中說明了原因：丈夫負責照顧兩個兒子，但她青春期的兒子有各種惡習,，好幾次當她要參加重要會議時,，卻接到了來自家里的緊急電話要她趕緊回家……她不得不主動辭職，回到工作時間較有彈性的大學,。她質(zhì)問,，社會設置了哪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礙，使得女性難以實現(xiàn)兼得工作和家庭的理想,？為什么在女權運動讓女性走出家庭,、成為勞動力的五十年之后,，“兼得工作和家庭”，仍舊主要是女性的焦慮,，而男性卻不大需要面對這樣的內(nèi)心焦慮和社會壓力,？

女性學者淡豹在《為什么當保姆的都是女人,？》的文章里指出，“‘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這一困境,，它在男性那里未必成為問題,。無論文化上還是制度安排上、政策支持上,，都讓男性去工作成為一種看似自然的選擇,，結果就是，他們可能會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去嘗試顧及家庭,，而不是長期陷于考慮如何平衡二者的困境中,。大多時候，家庭與工作的兼顧不被設定為男性的理想,，也并非他們必須要爭取的目標,，因此不對他們形成一種精神上致命、現(xiàn)實中局限人的行動的核心壓迫”,。正是這個原因,，家務和育兒至今仍被視為女性的責任和勞動，保姆幾乎都是女性,，幫忙帶孫子孫女的老人也都是奶奶或姥姥……

也即,，所有男性同胞們，當我們作為一個男性,、身為一個父親,，我們天然地就享受了一種身份優(yōu)勢——我們沒有那么多兼顧家庭與事業(yè)的困擾，無論我們本身是否接受或認可,。這個時候,，一個負責任的男人、丈夫和爸爸應該做的,，或許就應如評論者尼羅——他本身也是一個積極參與育兒的爸爸所說的,，“從家庭內(nèi)部來看，夫妻都無法改變這個社會的文化,、制度,，唯一可能改變的是雙方的觀念和家庭內(nèi)部的安排”。當大環(huán)境一時半會兒改不了，就從家庭的小氣候開始變化,。

《坡道上的家》劇照,。

那么,，父親該如何參與？

傳統(tǒng)的父親角色理論認為,在孩子成長發(fā)展過程中,父親最基本和普遍的角色是充當孩子的玩伴,父親照顧孩子的主要方式是與他們一起游戲,，父子之間的親密更多建立在各種互動游戲活動上；有父親陪伴的孩子更陽剛,，云云,。筆者個人一向對類似的理論很不以為然，它本質(zhì)上還是清晰地劃定了性別界限,，將父親與母親的責任分工化了,，并且父親承擔的往往是相對輕松的那一部分。當父親負責游戲,，就意味著母親得負責事務性的部分,，比如換尿布、準備食物,、接送小孩等,。相較于游戲來說，母親所承擔的育兒任務,，讓她成為“第一育兒者”,。

媒體人尼羅以他的經(jīng)驗之談總結道：“在現(xiàn)實中，很多爸爸在育兒時更多地是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比如帶孩子出去運動,、玩耍，更進一步的則是給妻子一些寬慰,，給妻子做個替補,，頂一個一天半天的育兒工作。這種淺度介入滿足了男性作為一個父親的社會期待,，但距離母親的責任,，或者是第一育兒者的職能，差距還有八千公里,?！?/p>

這提醒了我們：父親參與到育兒中來，不僅僅是下班后陪孩子玩玩游戲那么簡單,，而參與并承擔“第一育兒者”的責任,，包括孩子的營養(yǎng)均衡、身心健康、更多陪伴,、建立親密關系,、智力開發(fā)、培養(yǎng)好習慣,、學習技能等,。

這也許很累很難，但它卻是無數(shù)母親長期以來一直在做的工作,。我想,，當一個父親嘗試去做這一切時，他也沒什么理由好抱怨的了,。

1.戴錦華：《昨日之島：戴錦華電影文章自選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2.宋少鵬：《中國女性身份認同的歷史與現(xiàn)實——從“女德館”事件談起》，《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

3.楊凡：《父母育兒假：發(fā)達國家的實踐及對中國的啟示》,，《人口與健康》2021年第8期

4.任澤平團隊：《中國生育報告：放開三孩,，積極生育》，https://mp.weixin.qq.com/s/HLyzNOZ_aXLrUd0TxKBilw

5.朱薈,、陸杰華：《現(xiàn)金補貼抑或托幼服務,？歐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應探析》，《社會》2021年第3期

6.淡豹：《為什么當保姆的都是女人,？》,，https://mp.weixin.qq.com/s/Ia3t21nYe5LvZq9vO2GyIg

7.尼羅：《為什么咆哮的總是媽媽？》,，https://page.om.qq.com/page/OFF-FB9PO7cNgYZwjQ9QTvnA0

作者|曾于里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