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因“一件小事”,，杭州副市長坐上被告席

5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一起環(huán)保行政復議二審行政訴訟案件。

公民徐某某因不服杭州市生態(tài)環(huán)境局的處罰決定而先后申請復議,、提起行政訴訟,。

庭審中,，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宦金元作為杭州市政府負責人出庭應訴。

據(jù)了解,，徐某某就某環(huán)保行政處罰決定向杭州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杭州市政府以超過法定期限為由駁回徐某某的行政復議申請。

徐某某不服,，向法院起訴要求撤銷杭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

一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后，徐某某上訴至杭州中院,。

當日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圍繞上訴人申請復議是否超過法定期限的案件爭議焦點,，就案件事實,、法律程序和法律適用等方面進行了充分的陳述,、答辯、質證,、辯論,。

宦金元在庭審中表示，執(zhí)法工作“細節(jié)決定成敗”,，將進一步嚴格執(zhí)法,，防范行政執(zhí)法風險，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從源頭減少矛盾糾紛。

同時他表示為避免程序空轉,，實質化解行政爭議,，希望合議庭組織開展行政爭議協(xié)調化解工作。

“作為杭州人我非常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之前因為法律意識淡薄,，在施工過程中損害了環(huán)境。通過一段時間學習并親身參加訴訟,，現(xiàn)已深刻認識到其行為的危害性,，希望能在法院的組織下協(xié)調解決此案爭議?！鄙显V人徐某某在法庭上說,。

據(jù)了解，此案合議庭在休庭后組織雙方進行協(xié)調,，進一步釋法明理,，爭取矛盾糾紛實質性化解。

“行政機關的每一個行政處罰決定都事關群眾切身利益,，必須嚴格依法行政,，確保實現(xiàn)實體公正和程序正義并重?！痹摪笇徟虚L,，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代院長陳志君表示,，人民法院依法審理環(huán)境資源行政案件,，既要促進行政機關依法及時履行行政監(jiān)管職責，糾正違法行政行為,，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又要支持行政機關依法查處環(huán)境違法行為,，維持環(huán)保行政行為的效力。

據(jù)悉,，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進一步規(guī)范了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活動，明確規(guī)定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的相關義務,，確保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又出聲,，保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得到有效落實。

由于快遞簽收的一個小細節(jié),，相關爭議卻不斷放大,，最終釀成行政訴訟。

對此,，宦金元在庭審中表示,，行政機關要樹立“群眾利益無小事”理念和“細節(jié)決定成敗”意識，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防范行政執(zhí)法風險,。

對市領導坐上被告席，外行看熱鬧,，內行看的卻是“門道”,。

可以說，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是法治浙江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既有利于更快、更好地解決矛盾糾紛,，又能進一步保障公平正義,。

僅2022年，浙江各級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行政訴訟案件就達到6769件,，一審出庭應訴率為98.92%,，已連續(xù)7年上升。除集中復議案件外,，浙江省政府主要部門一審應當出庭案件負責人應訴率達100%,。

老百姓告官能見官，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法治浙江進程的深入,。如今，無論是行政機關濫用權力排除或限制競爭,，還是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抑或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待遇等,，群眾都能隨時打官司,。

“民告官”越來越成為家常便飯的背后，是政府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體現(xiàn),。允許并積極接受普通百姓狀告政府,，有勇氣直面老百姓的意見，政府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理解,、擁護與支持,。

二

全國首個“民告官”案件,，就發(fā)生在浙江,。

1988年，蒼南縣舥艚鎮(zhèn)農民包鄭照經(jīng)鎮(zhèn)城建辦批準,，造了3間三層樓房,，但縣里以房子建在防洪堤上為由，將包家已竣工的樓房炸掉了1米多,。包鄭照將縣政府告上法庭,，時任蒼南縣長黃德余出庭應訴。

這起案件有多轟動,？法院第一次開庭時,，“黃牛”將旁聽證炒到了200元一張,，幾乎是當時很多人一個月的工資,。包家將孫子取名“包訴訟”來紀念那場官司。

包鄭照并不是一個人,。當越來越多的人像他一樣擁有了這樣的法律維權意識,，國家層面也在迅速作出反應，行政訴訟法于1989年4月頒布,。

可以說,，“民告官”是時代進步和民主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公正處理政府與群眾關系的一種透明且令人信服的方式,。

有數(shù)據(jù)顯示,，從1990年起，全國“民告官”案件急劇增多,，2007年首次突破10萬件,。

在法律頒布的30多年來，隨著法治觀念的轉變,，“民告官”的內容和形式也發(fā)生著巨大變化,。

首先，范圍更廣,。地方有關部門暴力執(zhí)法,、不作為,、胡亂作為的情況越來越少，“民告官”越來越集中到農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企業(yè)重組改制破產等經(jīng)濟社會方方面面領域。

其次,，形式更完善,。避免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行政機關，經(jīng)最高法院批準,，高級法院可確定若干法院跨區(qū)域管轄行政案件,。寫起訴書有困難的群眾，還能口頭起訴,。

第三,，效果更明顯。越來越多群眾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多行政機關也倒逼端正工作作風、主動發(fā)現(xiàn)問題,、積極改進工作方式,。

特別是2014年11月，行政訴訟法修訂時新增了一處：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

2020年6月,，最高法院又發(fā)布規(guī)定，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予以細化,。根據(jù)該規(guī)定,，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應當就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發(fā)表意見,。

不僅如此,，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還可對直接負責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一場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庭審,，成為領導干部最生動的法治教育課。

“民告官”的變化,，有著深刻的社會發(fā)展背景,，折射出地方政府從“官本位”向“民為先”理念轉變，也反映了政府職能從管制型向服務型過渡。

三

大禹治水,，功在疏導,。

行政訴訟雖已十分便捷，但并不是所有群眾和政府之間的矛盾糾紛都要靠“民告官”來解決,。更本質,、更高效的，是從源頭減少行政爭議的發(fā)生,。

有法律專家說,，“民告官”案件往往勝訴率不高。但只要有勝訴,，就提醒著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識不能減弱,，要深入反思、舉一反三,，做到不留死角,。

有關部門不僅要時刻緊繃著一根弦，查找工作不仔細,、不到位的地方，還要通過多種渠道,，尤其是面對面的方式為群眾做好溝通,、解釋和服務。同時,，也要注意提高行政復議的有效性,。

在今年4月浙江召開的“八八戰(zhàn)略”實施20周年系列主題首場新聞發(fā)布會上，“法治政府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被作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設的一項重大成就,，向全社會發(fā)布。

其中不僅提到,，浙江的全國法治政府示范地區(qū)和示范項目數(shù)量,，位居全國第一；還提到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浙江模式”,，被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方案》采納吸收,，為全國改革探路。

長期以來,，行政復議存在對外多個口子收案,，百姓找不到、找不準,；對內缺乏統(tǒng)一規(guī)范指導,，案件辦不好、功能沒發(fā)揮等問題。

為破解難題,，浙江從2017年6月起全面推進行政復議體制改革,，一級政府設立一個行政復議機構，集中履行本級政府及部門行政復議職責,，并率先打造行政復議數(shù)字化平臺,，對2019年以來全省行政復議案件中的違法行政問題進行“數(shù)字繪圖”，有關部門項目化推進,、銷號式管理,，精準遏制屢糾屢犯，“治標”更“治本”,。

涉及老百姓的民生問題,，制度很重要，是保障,，而對每個個體而言,，實實在在的結果更關鍵。數(shù)據(jù)顯示,，通過行政復議,，浙江5萬余件行政爭議止步于訴前，政府自我監(jiān)督,、主動糾錯行政行為2萬余個,，調解成功率、案結事了率不斷提升,。

將矛盾糾紛更多化解在基層,、化解在初發(fā)階段、化解在行政機關內部,，這是“楓橋經(jīng)驗”和“浦江經(jīng)驗”的有機結合,，也是浙江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兩個示范區(qū)”要努力的方向,。而所有這一切努力的最終意義,，莫過于讓“民告官”背后的無奈，少一些,，再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