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對比,，使我切身體會到，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從而進一步加深對黨的認識,，堅定跟黨走的信念，

并且有了入黨的愿望,。此時,，同濟大學黨委的組織科長找我談話說，“民盟組織初建,，極需要人,。”并希望我能參加民盟,。我欣然聽取了組織上的意見,，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組織。

記得在“申請入盟動機”一欄中,，我這樣寫道：

“希望入盟后在盟組織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貢獻給人民”。

這確實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迎來了教育、科學的春天,，我像是個久旱逢甘霖的孩子,，一頭扎進教學科研事業(yè)中。1978年,，我這個當了24年的講師終于晉升為副教授,。兩年后，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教務處處長,。

1984年,，經(jīng)全體黨員,、黨外講師和副科級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薦，我以935票當選同濟大學校長,。這對身為僑眷,、曾被認為“海外關系復雜”的我，簡直是莫大的鼓舞和無限的信任,。

在擔任校長的5年里，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倡導發(fā)揚“同舟共濟”的同濟精神,，進行全國第一個校長負責制的試點，當時產(chǎn)生了極大的轟動,。我倡導積極探索多元化高校辦學體制,，著手學校領導體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制定實施了學校發(fā)展規(guī)劃,，努力把同濟大學建成教學和科研中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反復強調(diào),，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設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機構,，并撥專款加強班主任,、政治輔導員的工作,。在教學方面，我提出“嚴格要求,、更新內(nèi)容,，教得活、學得活,、少而精”的方針,，提倡教師將科研中獲得的最新成果充實到教學內(nèi)容中去，加強基礎,，拓寬知識,，培養(yǎng)能力，出好人才,。在學校管理方面,，我堅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務會議制度,，學校重大問題的決策都在校務會議上討論決定,。我還十分重視教代會,、工代會的作用，經(jīng)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實驗室,、圖書館,，與教師、學生對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并每年主動向教代會、工代會作報告,，匯報工作,，讓教職工代表進行考評，這一舉措在當時也是開風氣之先,。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對己嚴,，待人寬”。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網(wǎng)絡計劃技術》《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組織學》《網(wǎng)絡計劃的計算與實例》《城市建設管理》等多部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