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政策（資料圖）

2016年10月18日，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山西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令政策受賄一案,。常州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令政策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常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令政策利用擔任山西省發(fā)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常務副主任,、山西省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山西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洪洞華清煤焦化學有限公司,、杜善學等單位和個人在項目審批、獲取用地,、企業(yè)經(jīng)營,、職務晉升、崗位調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子令狐帥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607.2374萬元。提請以受賄罪追究令政策的刑事責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jù)，令政策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充分發(fā)表了意見,，令政策進行了最后陳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全國,、省、市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新聞記者及各界群眾六十余人旁聽了庭審,。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申維辰（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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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群“虎”為何都在江蘇受審,？

10月11日，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原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chǎn),。

經(jīng)審理查明：1992年至2014年,，被告人申維辰先后利用擔任山西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晉中地委書記,，晉中市委書記,，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太原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在企業(yè)經(jīng)營、職務晉升,、崗位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9541.965936萬元,。

可以看出,，申維辰雖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的任上落馬,，但其貪腐行為主要發(fā)生在其任職山西期間,。

邊驛卒注意到，在山西腐敗窩案中涉及的八名省部級官員中,，申維辰是第一個被判刑的,。今年以來，除病亡的原副省長任潤厚之外,，其余6人也已被公訴,。

令政策

據(jù)邊驛卒梳理，在此之前過堂的已有：

2016年2月2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在鎮(zhèn)江中院過堂,，被控受賄12373萬余元；

3月24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原秘書長聶春玉在南通中院受審,，被控受賄4458萬元；

5月10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原統(tǒng)戰(zhàn)部長白云在南通中院受審，被控受賄1781萬元,；

8月30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杜善學在徐州中院受審,，被控受賄8011萬余元,。檢方指控還披露，2011年,，杜善學在山西省委班子換屆時,，為得到時任山西省政協(xié)副主席令政策的推薦、支持,，向其行賄10萬歐元,，折合人民幣90萬余元。此外,，杜善學還對8961萬余元的家庭財產(chǎn)不能說明來源,。

9月27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在徐州中院開庭受審，被控受賄91萬元,，另造成國有資產(chǎn)損失折合人民幣9.0714983612億元,。

山西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令政策也因涉嫌受賄案，已被江蘇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邊驛卒發(fā)現(xiàn),，山西7虎的受審地均在江蘇。

那么,，為何“山西幫”要選擇在江蘇“打包審判”,？這是由于指定異地審判已經(jīng)成為審判這些落馬省部級官員的慣例。

據(jù)媒體報道,，“大老虎”異地受審成為常態(tài),，始于2001年遼寧“慕馬案”（因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原副市長馬向東涉案而得名）,。該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員被“雙規(guī)”,，62人移送司法機關，最高法院指定了江蘇省南京市,、宿遷市和遼寧省撫順市,、大連市,、錦州市、營口市,、丹東市等7個中級法院同時異地審理,。近年來90%以上的高官腐敗犯罪案件都在異地審判。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裴顯鼎曾公開表示,，由于職務犯罪分子一般都在一定的重要崗位擔任職務,，所以在當?shù)鼐哂懈鞣N錯綜復雜的關系，有可能會影響案件公正審判,。為了排除對司法審判的干擾,，人民法院明確了指定異地審判原則。

這里面有幾個考慮的因素,，一是一般會指定一些辦案比較規(guī)范,、執(zhí)法環(huán)境比較好的地方。二是,，被指定管轄的省份地市,，當?shù)貦z法兩家通常被業(yè)內認為辦案能力較強，經(jīng)驗較為豐富,，“能打硬仗”,。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據(jù)南方周末統(tǒng)計，已開庭受審的落馬“老虎”中,，北京,、江蘇兩地法院是審理“老虎”案件最多的。

當然,，有時候也會將地理因素考慮在內,。在同樣的條件下，就近選擇異地審理也可以節(jié)約審判成本,。畢竟各種證人異地出庭,、辦案人員出差都會產(chǎn)生費用。而江蘇與山西地理位置的相距不遠,，這應該也是選擇在這里“打包審判”山西幫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幾家中級法院地處同一省,，上訴法院都是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該法院也是終審法院。山西7虎由于案情關聯(lián)性大,，證據(jù)交叉多,，如若上訴都由江蘇省高院來二審，在全面掌握案情方面也較有利,。

指定審判地“打包審虎”的現(xiàn)象,，也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

李春城、郭永祥,、蔣潔敏,、王永春四虎都在湖北受審，而他們均來自四川省和中石油系統(tǒng),，正是“大老虎”周永康曾任職,、編織權力網(wǎng)的省份和領域。

在廣東,，目前已落馬的4名省部級官員,，有兩名已經(jīng)進入司法程序，分別是廣州市原市委書記萬慶良和朱明國,，都被指定到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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