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生前預囑首次入法，臨終搶救該由患者說了算

深圳率先建立“生前預囑制度”,，其在“臨終決定權”上的觀念引導和制度探索價值不應小覷,。

▲2021年3月21日，北京松堂關懷醫(yī)院,，一老人在病房外通道散步,。通道的末端是雛菊之家，專為兒童臨終關懷設置的病房,。新京報記者王嘉寧攝

據報道,，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于近日表決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qū)醫(yī)療條例》修訂稿。其中,，第七十八條在“臨終決定權”上做出了大膽突破,，規(guī)定如果病人立了預囑“不要做無謂搶救”，醫(yī)院要尊重其意愿,，讓病人平靜走完最后時光,。深圳也因此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qū)。

該條新法規(guī),，對于不堪忍受過度搶救之苦的臨終患者,，是一大福音。人之將死,，個人意愿既難以表達,，更難得到尊重,。尤其當各種導管插進患者身體后，患者說話交流的機會喪失,，想表達想法幾乎不可能,，即使因過度搶救導致患者十分痛苦，也只能被動忍受,，直到生命結束,。

但有了生前預囑則不同，臨終搶救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復蘇等創(chuàng)傷性搶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統(tǒng)等，患者均可事先自主做好安排,。而且,，這種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不必擔心醫(yī)生和家屬會隨意更改,。長期困擾臨終患者家屬的一道難題,，也有望從此得到化解。

尤其對于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親人而言,，盡管患者已處于彌留之際,，若不“盡力搶救”，對己怕留下遺憾,，將來自責“是我害了老人”；對外則擔心留下把柄,，怕人說不孝,、舍不得花錢。倘若老人有多個子女,，主張“放棄搶救”的子女,，還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責。

在這些傳統(tǒng)觀念,、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明知任何醫(yī)療措施都已經不可能逆轉病情，仍然“不到最后決不放棄”,，就成為普遍現象,。在此過程中進行的過度用藥、檢查,，甚至過度搶救等,，不僅加重了自身經濟負擔，也給患者帶去痛苦,，對醫(yī)療資源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

有了生前預囑,，相關決定來自患者本人，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家屬便可以不再面臨這種兩難選擇,。同時也給醫(yī)生吃上了一顆定心丸。

此前,，民間也在大力推廣生前預囑,，比如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業(yè)界就廣為人知，其相關網站推出的“我的五個愿望”,，國內已經有5萬多人填寫,。

但這種民間倡導不具法律效力，一旦患者親屬對此有異議,，醫(yī)療機構及醫(yī)生就可能面臨民事侵權索賠,，或者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讓醫(yī)生不敢做決定,。也因此，當患者生命垂危之際,，醫(yī)院仍秉著救死扶傷的醫(yī)學精神,，對其進行無謂搶救的情況，并不罕見,。

通過立法,，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后，醫(yī)生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選擇,，將不再顧慮重重,。

而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從制度層面推動傳統(tǒng)觀念轉變的過程,。有時候,，不惜代價的搶救，并非是患者所樂見的,，也不是對生命尊嚴的最好保護,，更不應以此站在道德高地，評判患者子女及醫(yī)院,、醫(yī)生的選擇,。

以此而論，深圳率先在全國建立“生前預囑制度”,，其在“臨終決定權”上的觀念引導和制度探索價值不應小覷,。

建立生前預囑制度，通過立法賦予患者臨終搶救決定權，給患有醫(yī)學上搶救治療無望疾病的老人帶來安寧,，使他們的離世從“生死兩相憾”變成“生死兩相安”,。

也要看到，生前預囑的完善和普及,，在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生前預囑涉及諸多法律和醫(yī)學專業(yè)概念，患者理解有難度,，簽署生前預囑前,，要為患者提供專業(yè)的指導與服務。包括創(chuàng)傷性搶救是否值得實施,、損害與收益如何評估等,，也要完善操作規(guī)范，使之有章可循,。

此外,，生前預囑入法，也要避免被惡意利用,，比如臨終搶救的醫(yī)療開支很大,，要謹防健康商業(yè)保險夸大生前預囑的作用等。

盡管生前預囑首次入法,，規(guī)則未必成熟,，但深圳在此方面進行的制度性探索，必然會日益累積經驗,，為我國普及生前預囑開創(chuàng)一個科學模式,，最終讓每位患者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臨終搶救方式，能夠從容和有尊嚴地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