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羅翔：一人犯罪影響子女親屬考公,，這公平合理嗎？

近日，關于一人犯罪受到刑事處罰,，影響其子女,、親屬參軍,、考公,、進入重要崗位的規(guī)定是不是合理的討論,，受到公眾關注,。

持不合理論者認為,，沒有任何科學證據(jù)證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撫養(yǎng)人、受其影響的人等就一定會有犯罪傾向,、犯罪意圖或者犯罪行為,。

但也有很多網(wǎng)友支持繼續(xù)這個規(guī)定，其主要理由在于,，這種牽連制度可以實現(xiàn)較好的威懾功能,，避免犯罪。

另外,，對于某些犯罪分子的子女,，他們從父母身上獲得了恩惠，既然不能連坐,，那為什么可以連惠,，討論問題不能太過雙標。

這些理由自然都有合理的成分,。

法律只是一種專業(yè)化的知識,，它在人類的知識總量中可能連百分之一都占不到，因此我們沒有資格去對擁有普遍性知識的民眾評頭論足,，獨斷傲慢,。

我們只能說出自己基于專業(yè)的憂慮。

懲罰犯罪的支柱,，是公正還是功利,？

關于懲罰的理論，歷來有兩種針鋒相對的立場：

一種觀點認為因為有了犯罪,，所以才有刑罰,。而另一種觀點認為為了沒有犯罪，所以需要刑罰。

前者強調公正,，立足既往,，認為罪犯實施犯罪，本身應受到懲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懲罰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即報應主義思想,。

后者關注將來,，認為懲罰是為了預防犯罪，對社會有積極的作用,，此乃功利主義思想,。

報應主義思想最典型的表達，就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很多人認為報應主義太過感性野蠻,，但它其實限縮了刑罰權,，張三殺了李四，李四的家人只能找張三復仇,，不能連帶張三家人,。

如果李四認為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把張三家人全部干掉,，那顯然違反了報應主義倡導的公正。

報應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康德,。

他認為人在自由意志的選擇下,，避善從惡、實施犯罪,，從道義的立場上必須承擔責任,。

理性的人必須接受內心道德法則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理性自己給自己下達的命令,，是一種不可違背的絕對命令,。

為了聲明這種報應主義立場，康德舉了一個例子,。

假定在海島上有一個公民社會,，經過所有成員的同意，決定解散,，彼此分開,，散居世界各地,。

但如果監(jiān)獄里還有最后一名謀殺犯，那必須在處死他以后,，才能執(zhí)行解散決定,。

因為每個人必須知道自己言行有應得的報應，不應把有血債的人留給人民,。

如果不這樣做，那所有人將被認為共同參與了謀殺,，這是對正義的公開違反,。

功利主義的巨匠，則首推英國哲學家邊沁,，他的名言是：“正確的行為是那些能夠給最大多數(shù)人帶來最大幸福的行為”,。

在邊沁看來，法律應當以最小的社會痛苦,，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給人造成痛苦的犯罪和刑罰都是不應該存在的,。然而,，我們畢竟沒有生活在黃金時代，總有一些人會實施犯罪,。

邊沁認為,，犯罪和刑罰都會給社會帶來痛苦，用刑罰之痛去抵制犯罪之痛,，這叫以毒攻毒,。

如果刑罰之痛小于犯罪之痛，但卻能防止更多的犯罪,，那么刑罰就是正當?shù)摹?/p>

比如刑罰對社會造成了三個當量的痛苦,，而它卻遏制了多于三個痛苦當量的犯罪，那么刑罰就是合理的,。

如果刑罰不足以遏制犯罪,，那這種刑罰就純粹是一種浪費，它比多余的刑罰更為有害,。

邊沁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說這就像醫(yī)生給患者做手術，讓病人遭罪但卻毫無成效,，還不如不做手術,。

在功利主義者看來，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行為之前,，人們會權衡利弊,，比較犯罪帶來的快樂與可能遭受的刑罰的痛苦。

如果結論是刑罰之痛大于犯罪之樂,，那么他們就不會去實施犯罪,。

功利主義有兩種主張，一是一般預防,，二是特殊預防,。

一般預防也就是所謂的殺雞駭猴，對犯罪人施加懲罰是為了威嚇社會公眾,，讓他們不要以身試法,，這其實是將犯罪人以外的所有人視為潛在的犯罪人。

特殊預防針對的是犯罪人本人,，防止他們將來再次犯罪,。

公正與功利？誰應該是懲罰的主要支柱呢,？

很多朋友會不假思索地認為肯定是功利,，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處處強調功利的時代。

但是,，這個選擇可能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 人的工具化，懲罰張三犯罪是為了預防張三以外的人犯罪,，報應主義認為,，這是把罪犯當作一種工具，來實現(xiàn)其他目的,，是對罪犯人格的褻瀆,。

第二，功利主義有冤枉無辜的風險,。

比如,，某地發(fā)生數(shù)起兇殺案，作案手法非常殘忍,，一時人心惶惶,。

領導批示，當月必須破案,，可到截止日期前一日,，仍毫無頭緒。

于是辦案人員與一位死刑犯商量,，只要他認下人命案,，便許以諸多好處，如給他將要高考的兒子解決免試入校的手續(xù),。

被告欣然同意,，向公眾懺悔自己的殺人行為,。

按照一般預防的觀點，這種行為并無不當,，因為它可以震懾普羅大眾,，讓他們感到司法機關言出必行辦案神速的強大威力。

但是,，這種做法顯然抵觸我們內心某個最柔軟的地方,。

無罪不罰，這是正義的底線,。

報應主義和功利主義各有利弊,，通行于世的是綜合主義，也就是將兩者結合起來,，優(yōu)勢互補。

雖說綜合主義是取各家之長,，但它總應有個主次之分,。

在我看來，懲罰的根據(jù)應該以報應為主,，功利為輔,。

只有當人實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罰,。

無論能夠實現(xiàn)多么美妙的社會效果,，都不能突破“無罪不罰”這個最基本的底線。

做了那么冗長的鋪墊,，那么牽連制度所說的威懾更傾向于公正還是功利呢,？顯然，它帶有效果論的功利色彩,。

它最大的問題在于違反了罪責自負,，無罪不罰這個正義的底線。

有人會認為牽連制度的威懾實現(xiàn)了功利主義倡導的一般預防,，這其實也是一個誤讀,。

這里大家要特別注意一般預防和法家的重刑主義的區(qū)別。

法家強調重刑主義,，以殺去殺,，雖殺可也。

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

對很輕的犯罪也可以實施重刑，就像治普通感冒,，卻給病人用最猛的抗生素,。

這和功利主義并不相同,，功利主義認為刑罰之惡不能超過犯罪之惡，多余的刑罰也就是多余的惡,。

如果感冒用猛藥,，說不定把人體的免疫系統(tǒng)給徹底搞壞，反而讓其一命嗚呼,。

同理,，如果社會的免疫系統(tǒng)被破壞，那么反而會造成摧毀性的后果,。

所以老子批評法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盜竊幾百塊錢也判死刑,，那行為人很可能實施更為嚴重的犯罪,。

而連坐制度屬于典型的重刑主義，法家的連坐包括親屬連坐,、地域連坐,、職務連坐，并在范圍上不斷擴張,。

因此,，牽連制度屬于猛藥，并不完全符合現(xiàn)代刑罰有節(jié)制的功利主義,。

至于功利主義所強調的特殊預防,，也即防止犯罪人再犯，牽連制度可能更難實現(xiàn),。

如果堵塞了犯罪人改過自新之路,，那么他們無法回歸社會，很有可能他們出獄后會再次犯罪,。

當前,，服刑人員的再犯現(xiàn)象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么在法律中很少能夠找到有牽連制度的蹤跡,，這里的法律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無論是《公務員法》，還是《兵役法》都沒有規(guī)定家人犯罪就不得錄用,。

至于各種內部規(guī)定是否違反上位法,，這又是一個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為什么大家重視平等,，卻忽視歧視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現(xiàn)代法律最基本的原則,，平等既反對特權,，也反對歧視,。

有趣的現(xiàn)象是，多數(shù)人往往只注重對特權的抨擊,，而對反對歧視并不十分重視,。

但其實和特權一樣，反對歧視也來源人們對自我的尊重,。

特權是權利的不當膨脹,，它是處處高人一等，歧視則是權利的不當剝奪,，處處低人一等,。

法律上的平等，不是結果上的平等,。

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的是結果平等,，但這只是為了把強者拉到與弱者同等的程度，而不能真正的達到平等,。人們越是致力于爭取結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級和特權的泥沼。

法律的平等應該是一種規(guī)則的平等,。

也即法律的規(guī)則對所有人同等適用，在法律設定規(guī)則中每一個都擁有相同的權利,，無論富人窮人,，尊貴卑弱，每個人都擁有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等各種為人的基本權利。

出生是無法選擇的,，父母的顯赫與卑微對于子女自然而然會產生影響,，但那只是命運的自然安排，但這與法律沒有太大關系,。

家境優(yōu)越的父母肯定會讓孩子擁有更多的機會,。

我出生在一個很小的城市，來北京上大學之前都沒有親眼見過鋼琴和小提琴,，英語至今也一塌糊涂,。

同樣是出國交流的機會，外語水平好的同學肯定占優(yōu)勢,，我這種家鄉(xiāng)口音的外語肯定被淘汰,。

我確實嫉妒過那些家境優(yōu)越的同學，當有人家道中落,，從高處跌落,，我的內心也曾暗暗叫好,。

但是理性讓我從嫉妒中不斷走出，不斷提高自己,，改變自己,，不在抱怨和苦毒中自我沉淪。

法律既不能人為地強化父母的恩庇,，不能因為父母顯貴,，處處讓其加分；也不能讓子女因為父母的過錯就雪上加霜,，因為父母犯錯,，處處減分。

法律上的平等是機會和權利的平等,，而非結果上的平等,。

當然，法律并不反對合理的區(qū)別對待,，鑒于人類在起點上存在天賦,、財富、個性,、教育,、性別、種族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法律下的平等并不反對區(qū)別對待,。

比如考慮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點，在生育法,、兵役法上區(qū)別對待,，這并沒有違反平等的精神。

然而,，因為父母犯罪,，就對子女的就業(yè)進行限制，這是一種合理對待嗎,？

每當你出現(xiàn)迷思時,，不防降下無知之幕

法治從不幻想在現(xiàn)世建立黃金世界，它只是為了避免出現(xiàn)最壞的結果——這也許是法律人一個重要的思維邏輯,，凡事都想到最壞,，避免出現(xiàn)最壞的結果。

也因此,，法律人很少將自己代入強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視野。

法律界為什么擔憂牽連制度，就是害怕出現(xiàn)滑坡現(xiàn)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報考公務員，那么罪責自負的原則就已經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會無窮匱也,？

誰知道哪天不會出現(xiàn)五服以內都受牽連，抑或某個地域一律牽連,。

甚至商人子弟不能為官,，人分三六九等的思想又死灰復燃。

不能考公會不會滑坡到不能考事業(yè)編,，甚至不能進入大企業(yè),。

須知很多企業(yè)招聘也參照公務員錄用標準。

羅爾斯通過無知之幕理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出生之前被一塊無知之幕遮擋,，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何種家庭，不知處于何種階層,、性別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體健康還是病弱,，家境貧窮還是富裕,，那么你是希望出生在一個父親貴族兒也貴的身份社會，還是希望出生在一個即便父母罪孽深重,，但你依然能不受牽連,，能夠獨立生活的年代呢？

很多人總是覺得自己的命好,，或者認為自己不會命不好，但這并不是你說了算,。

因此,，無知之幕理論推導出兩種公正原則：

一是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這個原則要優(yōu)先于社會功利和總體福利的考慮,。

即便你成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擁有一些基本權利是任何人無法干涉的，也就是說在基本權利方面,，每個人都是完全平等的,。

有誰敢說，你或你的家人就不會跌至谷底呢,？但即便你在深淵,，法治依然希望保障你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第二種公正原則,，關心社會和經濟的平等,，公正不是要求對收入和財富進行絕對平等的分配,，而是為了確保公平，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一定的傾斜調整,。

通過平等來對自由進行補充,，避免自由墮落成強者對弱者的全盤通吃。

這也就是著名的“差異原則”,。

但差異原則更多是補償,，而不是剝奪。

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很多犯罪也與道德過錯無關,，刑法中有很多犯罪是沒有道德上的可譴責性的。

比如,，很多人不知道買鸚鵡也是犯罪（最高可判15年）,，也不知道從海外買藥可能構成走私毒品（最高死刑）。

另外,，從自然結果來看,，子女本身就是父母犯罪的受害人。

一旦父母入獄,，他們本身就會受到社會歧視,，法律何必落井下石，趕盡殺絕,。

更有甚者,，子女有時還是父母犯罪的直接受害人，比如父母虐待子女,，遺棄子女,，出賣子女，性侵子女,，不一而足,。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是不是可以區(qū)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故意犯和過失犯，對己犯和對他犯,，對于某些可以牽連,，某些就不應該牽連。

這種折中的思路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我們還是擔心它會出現(xiàn)滑坡效應,，更重要的是它與罪責自負的原理是違背的。

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非邏輯,，沒有人擁有完全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在理性上被徹底說服。

人類各個世代千千萬萬的人從個人經驗中所匯總的海量知識,，一定大于我們這些自詡為法律專家的狹小知識,。

但是，我們依然有責任說出自己專業(yè)的意見,。

法律沒有最優(yōu)解,，只能提供一個相對較好，或者說最不壞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