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才能解決復雜的問題,。在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同時,，人也必須變復雜,?！?/p>

文/巴九靈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但經濟學家們卻算出了低谷的確切時間,。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戴維·布蘭弗羅跟蹤了145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數(shù)據(jù)后發(fā)現(xiàn)，人的幸福感與年齡呈現(xiàn)U型變化,，而在谷底的平均年齡為48.3歲,。

這或許有點道理，在這份研究開始的幾十年前,，1960年代,，一位48歲的精神分析學家艾略特·賈克，第一次發(fā)明了“中年危機”一詞,。

幾年前,，一份出圈的研報認為，中國人的中年危機較國外提前了10歲,，即35歲前后進入,，時至今日，“35歲危機”依然在硬控許多職場人的理想與選擇,。

但在這份報告中,，我們的中年危機比世界平均水平還要再晚一些，谷底處在50—52歲之間,。

如果說,，35歲是職場的分水嶺，那么48—50歲,，便是人生的分水嶺,。

“改革的新生兒”

從歷史的長河看，處于低谷年齡階段的中國中年人,，在企業(yè)家群體中,，屬于最成功的一代人之一。

吳老師曾將出生于1962年—1982年出生的人群,，稱為中生代,，他們占總人口的35%，年齡跨度在43歲—63歲之間,。

如果你對他們的畫像感到模糊,，不妨來看看這些熟面孔。

馬云61歲,，雷軍55歲,，馬化騰54歲,，李彥宏57歲，劉強東51歲,，黃崢45歲,。

2024年胡潤百富榜上的企業(yè)家，平均年齡為61歲,，其中中生代占比為42.5%,；A股上市公司中，中生代的比例為87.3%,。

若從財富看,，高凈值人群中，60后25.05%,，70后33.65%,，也是各年齡段中比例最高的。

他們是吃著中國經濟紅利長大的一代,。

國際機構Wavemaker的一份報告里,，將中國1963年出生的一代，稱之為“改革新生兒”,。

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經歷改革開放,，又在而立之年搭上了互聯(lián)網革命的頭班車，他們貫穿了兩輪大牛市,，歷經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9.7元增長到39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有時候我們會將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業(yè)時間,，視作成功的開始,，但許多企業(yè)家往往是到了中年階段，才迎來了創(chuàng)業(yè)多年后的真正巔峰,。

喬布斯是在52歲的時候,，推出iPhone的，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杰夫·貝索斯、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到了中年階段,，才迎來了各自企業(yè)的市值高峰。

迄今為止,，騰訊的市值巔峰,，出現(xiàn)在馬化騰50歲的時候,，馬云在56歲迎來阿里巴巴的市值巔峰，同樣的情境發(fā)生時,，李彥宏,、劉強東、黃崢分別是53歲,、47歲和41歲,。

2025年，小米集團港股股價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雷軍今年55歲,，距離他首次創(chuàng)業(yè)，已經過去了35年,。

“普通中年人”

接下來,，讓我們把視角從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聚焦到普通人,。

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qū)，中年危機都是職業(yè)危機,、家庭危機,、健康危機的綜合體。

實際上,，中國的中年人一方面,，遭遇著和年輕人一樣的沖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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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壽命逼近80歲,，人們將迎來前所未見的百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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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浪潮、人工智能洶涌,，35歲年齡擾動職場,，人機競爭，年長者與年輕者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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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進入中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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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育觀分化等等。

另一方面,，他們又有新的考驗,。

以一名1968年出生的57歲中年人為例進行推演。

1992年,，全國平均結婚年齡為23歲,，這一年TA剛好結婚。兩年后，孩子呱呱墜地,，如今31歲,。

當前我國4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比例只有1.01%,，45歲以上人口離婚/喪偶比例為13.4%,，因此是大部分人的生活處境。

此時,，平均初婚年齡已經漲到了28.68歲,，育齡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也到了28.8歲，TA的孩子們開始談婚論嫁,，有的已經生兒育女,。

當年輕人抱怨結婚育兒經濟壓力大時,，從現(xiàn)實來看，許多壓力由父母代為分擔,。

這是“下有小”,。

與此同時，1970年,，23歲女性中有70%已生育一孩,。這意味著，TA的老母親此刻已經至少77歲,，逼近中國人2023年的平均預期壽命78.6歲,。

這是“上有老”。

更何況,，經歷這種人生的身體,，在45歲后，形成了內外部的劇烈變化,。體內激素水平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主管創(chuàng)新能力、專注能力和記憶力的大腦前額葉皮質開始衰退,。

他們更容易分心,，也不再能提出太多讓人眼前一亮的創(chuàng)意解法，如果在做高難度的分析工作時,，再也不想像年輕時戴著耳機就能一次處理完了,。

給中年幸福感“定價”

在普通的中年人中，幸福感也各有各的不同,。

2021年,，幾位中國學者在一項基于三個權威數(shù)據(jù)——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3—2015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VS）以及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進行統(tǒng)計后，對該年齡段的中國人進行了一次幸福感“定價”,。

學者們先按照家庭年收入進行劃分后發(fā)現(xiàn),，在最高收入組，年齡組之間的幸福感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令人意外的是，幸福感下降最大的不是收入最低的中年人,，而是中等收入群體,。

如果按年齡進行分組，中國人在48—52歲的幸福感最低,，較18—22歲時下降了0.2,，通過學者計算，

這種落差至少需要增加38.4萬元的收入才能彌補,，因此計提幸福損失38.4萬,。

考慮到那是10—20年前，現(xiàn)在這個數(shù)字還要更“貴”一些,。

38.4萬元只是一個平均水平,。

在48—52歲這個年齡區(qū)間,，沒有工作的人幸福感下降2.1—2.8，幸福損失高達49.4萬元,。而有工作者是30.7萬元,。

與沒工作相比,，沒房子更令中年人破防。

在48—52歲的區(qū)間里,，無住房產權者的中年幸福損失相當于90.9萬元的收入,，而有房者只損失了15.7萬元。

論文強調,，這群人的幸福感下降程度是最低中的最低,，相當于全部人群“中年危機”深度的1.5倍。

最后，論文建議,，從整個生命周期看,，中年人面臨一定程度的幸福危機,。

然而，對于中等收入者,、失業(yè)者和無房者來說,，這種基于年齡的幸福感不平等可能更為嚴重。

他們認為,，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人群中的福利分布,，重要的政府政策也必須權衡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福利,。

對中年人好一點,？

這一建議最終關聯(lián)到了一個福利經濟學的爭議：到底應該更“照顧”誰的權益？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再分配應優(yōu)先考慮到低收入群體,，如青年人和老年人，說白了,，就是尊老愛幼,。

另一類學者則不同意這個方案。他們認為,，再分配政策應該向收入邊際效用更高的人傾斜,，換言之，與需要花大力氣扶植的群體相比,，給點陽光就燦爛的群體比如中年人,，經濟效用最高。

研究也確實發(fā)現(xiàn),，30—50歲的人,，家庭收入若翻倍，幸福感可以提升0.2,，相當于心情從中年一夜回到20歲,。

現(xiàn)實中，遵循第二類理念而出的法律法規(guī)和公共政策不勝枚舉,。

對我們當前較有啟示作用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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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日本政府對中年冰河期世代的就業(yè)扶持,。

所謂冰河期,，是日本對“找工作難”的代稱。

2019年,，日本內閣府設立“援助就業(yè)冰河期世代推進室”,，建立從咨詢、教育培訓到就業(yè)的不間斷援助體系,，提出自2019年開始,，5年內從冰河期世代中新增30萬名正式工的目標,，目前政策措施已初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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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更具普遍示范作用的美國于1968年正式實施的《就業(yè)年齡歧視法》,。

1965年,，美國勞工部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對美國當時500多個企業(yè)調查后發(fā)現(xiàn),，4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被禁止從事勞動力市場上1/4的工作,，5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被禁止從事近一半的工作，6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則被禁止從事絕大多數(shù)的工作,。

這份報告殘酷展現(xiàn)了年齡偏見對人們收入的直觀影響。那一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突破70歲,，后半生的謀生權需要得到保障。

法律出臺后的50多年效果顯著,。

到了2015年,，40歲及以上和50歲及以上的男性勞動者的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占比分別提高到38%和22%，這兩個年齡段的女性占比則提高到32%和18%,。

但就業(yè)率的提升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摒棄成型的年齡偏見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基本共識,，對于許多家庭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放在當代,，該法律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在互聯(lián)網時代和AI時代，代際之間開始出現(xiàn)“老人向晚輩學習”的風氣,，年輕一代由于在知識和技能上的優(yōu)勢而獲得權威性,，若無法律形式進行保護，必然會加劇企業(yè)和人們對年齡的刻板印象,。

在美國之后,，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分別出臺了相應的《年齡歧視法》,。

有學者指出，2007年,，我國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yè)促進法（草案）》第五條第２款曾規(guī)定,，勞動者就業(yè),，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身體殘疾等因素而受歧視,，但是在該法正式出臺時年齡因素被刪除。

學者分析,，當時這一做法是立法對年齡歧視問題采取謹慎態(tài)度的體現(xiàn),，如果年齡歧視立法過于簡單和原則化，則我國可能出現(xiàn)大量企業(yè)觸法的情形,。

但隨著中年群體的日益壯大,，延遲退休的執(zhí)行，未來將進一步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結語

社會學教授郭強將2021年以后的中國定義為進入“熟經濟”狀態(tài),，對此,，經濟學者香帥點評，所謂的“熟經濟”,，意味著穩(wěn)定,、規(guī)范和責任。

不再“年少”的中國經濟“人到中年”,，既要學會適應不再上躥下跳的經濟增速,，也要開始搭建一個更規(guī)范更有秩序的市場環(huán)境。

更何況,，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才能解決復雜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國家還是個體，都到了考驗成熟度的時刻,，對于中年群體的呵護,，理由似乎又多了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