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原副秘書長,、裁軍事務高級代表,，現任韓國智庫“與時齋”院長,。

姚遙

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公共關系協會政府公共關系委員會副主任,。

【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從1921年到1971年再到2021年，三個時間點,，兩個五十年,。沿著這條時間線，可以清晰地看見在一百年大變局中,，國際秩序逐漸朝著公平正義的方向變遷與進化,；與此同時,，中國逐漸從積貧積弱走向獨立自主,，進而開啟民族復興的偉業(yè)，并在推動國際公平正義,、護佑人類共同命運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日益關鍵的國際角色,。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也是國際矛盾“催化”的產物

姚遙：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于1921年,，然而,，溯源其所孕育的時代背景卻不得不回到1919年。一戰(zhàn)結束后,，安排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巴黎和會被英法美等西方國家主導,，列強不顧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特權轉讓給日本。面對所謂“公理戰(zhàn)勝強權”的虛偽之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嚴厲批判“仗著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認為“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其后成立的國際聯盟盡管高呼公平正義與民族自決,，實際上卻被強權政治所操控。你們兩位如何評價1919年的世界秩序以及國際聯盟的歷史角色,？

潘基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被一些學者描述為是“一場結束了所有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實際上卻并非如此。不過,，由于一戰(zhàn)帶來的血腥傷亡令整個世界都為之膽寒,，全球民意對戰(zhàn)爭的憎惡和擔憂最終也開啟了某種試圖更好地管控國際競爭、協調世界事務的新努力——在硝煙和灰燼之中,，國際聯盟應運而生,。然而，可悲的是,，公平正義理念遠未能真正實現,，國際聯盟最終無力也無法阻止20世紀另一場震撼世界的全球性沖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金垣洙：1919年是世界變革的重要節(jié)點,，一方面殖民主義與強權政治不斷反撲,；另一方面遭受殖民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也開始奮力反抗。1919年3月1日,，朝鮮半島爆發(fā)了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三一”運動,。同年5月4日，中國爆發(fā)了抗議西方列強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五四”運動,。恰在當時,，美國教育學家杜威赴華講學，他在一篇文章中認為“五四”運動源于中國人民對國際公平的渴望,，但其最終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狀,，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生們缺乏斗爭經驗，與其他社會階層也未能實現力量整合,。換言之,，中國爭取國際公平的關鍵問題，實際上在于人民沒有被有效地組織起來,，正如孫中山所言仍然是“一盤散沙”,。我想這也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動力之一。

姚遙：的確,，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強權政治橫行的時代背景,。金垣洙副秘書長曾告訴我閱讀過《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一書,，我記得其中有一段講述習近平在陜北插隊時，曾和一位黨校老師探討自己閱讀黨史的體會,。他認為“五四”運動的爆發(fā),，不僅是國內矛盾集合與爆發(fā)的產物，而且是國際矛盾集合與“催化”的產物——世界依然是強權政治,，中國被“世界所接納”的希望徹底破滅,。于是，中國民眾——首先是先進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在對西方陣營極度失望之余,，將視線轉向剛剛進行過十月革命的近鄰蘇俄。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fā)與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兩個政治事件,，都與上述國際大形勢以及民間輿情,、民眾情緒密切相關。懷著對國際公平的憧憬,，至1945年二戰(zhàn)結束,，中國成為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然而由于聯合國一度被一些霸權國家及其聯盟操控,，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又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中國被“世界所接納”的夙愿依舊面臨著巨大阻礙。那么,，如何看待聯合國成立之初的歷史局限,？

潘基文：1945年，全球民意都希望各國領袖能夠最終從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zhàn)中吸取教訓,。用《聯合國憲章》的原文表述,，成立聯合國是“欲免后世再遭戰(zhàn)禍”，因此才要尋求一條和平包容的發(fā)展道路,。然而,，1945年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網絡，在實踐之中與上述目標仍然相距甚遠,。其實,，實現這些良好目標的唯一途徑只能是通過有效的多邊主義，因此如果說聯合國未能實現其既定目標,，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其成員國特別是一些大國未能有效履行多邊主義的宗旨和原則,。當一些大國將狹隘的國家利益或同盟利益置于整個國際社會的優(yōu)先事項之上時,，整個世界最終都會蒙受損失,。

1971年：中國恢復合法席位使聯合國更具代表性

姚遙：今年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決議,。1974年4月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成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發(fā)言的新中國領導人，他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宣示：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何評價1971年以來中國在聯合國機制中的歷史作用及其“永不稱霸”的外交政策？

潘基文：今年是聯大第2758號決議通過50周年,，從那時起,，中國與聯合國的相互依賴逐步加深。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支持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的各項工作，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國際責任,，在全球事務和地區(qū)事務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國際影響,。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來紐約出席聯合國系列峰會,，我有幸代表聯合國收到習近平主席贈送的一份特殊禮物——“和平尊”,。我特別喜歡上面雕刻著的展翅高飛的七只和平鴿，我們把這份禮物放在聯合國大廈的顯要位置,，因為它充分表明了聯合國與中國所共同認可的價值取向——和平發(fā)展與公平正義,。同時，它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對聯合國工作的大力支持,。

中國以自己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平的發(fā)展理念影響了一大批國家，對聯合國各項工作具有建設性貢獻,。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在緩解緊張局勢、促進國際和平以及向世界動蕩地區(qū)提供援助,、斡旋沖突方面,，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貢獻非常扎實和突出,。2015年我擔任秘書長期間,，聯合國在千年發(fā)展目標基礎上又制定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我欣喜地看到中國已于2021年率先實現了幾億人口脫貧,，為其他國家做出了榜樣,。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展現出了卓越的領導力,，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表現出了堅強的意志,，已經向國際社會示范了走低碳可持續(xù)發(fā)展道路和建設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的顯著成效。

金垣洙：我想著重強調中國在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對全球人文交流的重大貢獻,。我讀過基辛格的專著,，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從1954年至1970年,，兩國在并未建交的情況下于日內瓦和華沙舉行了136次大使級談判,，其間中國多次提出恢復兩國人文交流的建議，均被美國拒絕,。1971年中美兩國關系破冰后,，毛澤東主席在與基辛格的一次會談中提出，中國準備“將年齡不是很大的孩子們”送去美國學習,。1974年夏,，中國政府首次將4名中學生公派至美國紐約，其中有一位時年14歲的女孩名叫章啟月——40年后,，她成為中國駐紐約總領事,。

我認為人民友好的重要意義，在于其有助于凝聚一種全球共識,，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他人和世界,。1971年中美關系破冰時發(fā)生了舉世矚目的“乒乓外交”，今天我希望體育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實現相互理解,。2018年韓國舉行平昌冬奧會,、2021年日本舉行東京夏奧會、2022年中國舉行北京冬奧會,，4年時間里東亞三國分別舉行一場奧林匹克盛會是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地區(qū)和平的歷史契機。潘基文秘書長卸任之后被選為國際奧委會道德委員會主席,，東京奧運會開幕前夕國際奧委會在“更快,、更高、更強”的奧運格言之后加上了“更團結”,，希望以此提醒我們全球團結的重要性,。我希望中日韓三國也能夠真正團結起來，為了成功舉辦奧運會分享經驗,。北京冬奧會明年2月就要開幕了,，我充分相信它一定能夠獲得成功，將會充分展示中國的軟實力與文化魅力,，并通過促進體育和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團結及多邊主義,。

姚遙：1971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恢復其聯合國合法席位，這既是發(fā)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實現聯合自強,、促進多邊主義的結果和體現,，實際上也最終促成了這一全球性國際組織的完整性和權威性。我們應該如何看待1971年以來發(fā)展中國家的崛起和國際秩序的變化,？

潘基文：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聲音和力量變得日益清晰有力，聯合國的代表性也由此獲得了增強,。1978年9月12日,，聯合國通過了《促進和實施發(fā)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計劃》。我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最終將9月12日確定為“南南合作日”,。我認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為全世界集體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當前，全球發(fā)展的不平衡與不普惠仍在提醒我們,，即便一些國家的經濟收益越來越高,，我們仍須努力確保實現富裕的機會能夠獲得更加公平的分配。正是在此意義上,，南南合作具有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平衡增長與公平正義的巨大潛力,。在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引領下，南方國家正在建立新的發(fā)展合作模式,，更加強調互利,、互援和成本效益，幫助人們獲得更加負擔得起的藥品,、技術和信貸,，促進世界各國在教育、衛(wèi)生,、能源和糧食安全等領域更大范圍地分享專門知識,。

金垣洙：我補充一點，近幾年來中國在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方面也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已經為地區(qū)乃至世界范圍內致力于實現工業(yè)化的發(fā)展中國家?guī)硪嫣?。下階段，希望“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能夠在國際經濟治理層面為打造合作共贏新模式作出新貢獻,，比如通過快速傳播的信息技術和基礎設施大大改善發(fā)展中國家的聯網和聯通能力,，為交流經驗、分享知識創(chuàng)造寶貴機會,。

2021年：世界正站在抉擇的十字路口

姚遙：今年是聯合國歷經四分之三個世紀后的一個新起點,，又恰逢世界經歷一場百年不遇的大變局。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揭示出,，我們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又是非常脆弱的,。你們二位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意義？

潘基文：的確,，2020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然而受疫情影響,，世界各國領導人卻無法齊聚一堂以資紀念，這確實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誕生于一場人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廢墟之上，體現了戰(zhàn)后全世界人民希望子孫后代能夠免于他們所經歷和目睹之痛苦的強大決心,。75年來,，聯合國雖仍不夠完善，但也是舉世無雙的,，成為抵御另一場世界大戰(zhàn)的堅固堡壘,。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給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多邊機構帶來了嚴峻挑戰(zhàn)——我認為,，這一挑戰(zhàn)是聯合國迄今為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此次疫情危機給了我們異常嚴峻的提醒：人類是被共同的紐帶聯系在一起的，但是這一紐帶又是極其脆弱的,。如果我們不能重建團結意識并采取集體行動,，如果我們無法應對這一流行病以及其他全球性威脅，我們將愧對那些病毒受害者,，辜負全世界人民對我們的殷殷期望,。在這個疫情蔓延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危機肆虐的特殊時刻，我們對和平與繁榮的追求不僅應該基于各國當前的政治實踐,，而且應該基于世代相傳的人類智慧與文明成果,。中國古代先賢說“仁者愛人”，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訓之一,，恰是一些國家忽略了人的健康保障與環(huán)境安全,，忽視了全面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意義。全球健康和公共衛(wèi)生資源長期投入不足或分配不均,，使一些國家在疫情面前措手不及,、捉襟見肘，不僅造成生命和健康的巨大損失,，也使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生活陷入嚴重危機,。

金垣洙：新冠病毒像海嘯一樣以驚人的速度席卷全球，這個看不見的浩劫制造者正在對世界產生自二戰(zhàn)結束后從未出現過的巨大影響,。如果我們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疫苗接種和治療新藥,，這一形勢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將非常嚴重，并可能引發(fā)更加嚴重的全球性衰退,。最壞的情況是,，疫情會把整個世界推向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時期。因此，我們要盡一切可能防止最壞的情況發(fā)生,。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zhàn),，但是如果我們攜手合作，是可以戰(zhàn)勝它的,。在這個高度互聯和相互依存的時代,，互相幫助不是施舍別人的慈善，而是對自己負責任的投資,。如果我們不幫助他人抵御病毒,，病毒很可能會再次襲擊我們自己,。世界正站在抉擇的十字路口,，我們只能選擇對人類共同命運有利的前進道路。

姚遙：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之前,，世界已經面臨著經濟危機,、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共同威脅。面對種種全球性挑戰(zhàn),，我們應該如何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潘基文：全球發(fā)展正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國際秩序,。疫情對世界的負面影響是長期且復雜的,。由于人們擔心感染病毒，世界可能會出現更多種族主義和排外現象,，此類惡劣行徑對遏制病毒蔓延毫無幫助,。面對危機和挑戰(zhàn)，我們大家必須更加團結,。

我呼吁尊重多元文化,，沒有任何一種發(fā)展模式適合所有國家，各國都必須選擇適合自己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公平正義之路,。姚遙和我一樣曾作為東亞留學生在哈佛大學學習,，我們共同的老師傅高義教授于2020年末不幸逝世，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在課堂上不斷強調的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意義,。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必須要彼此理解,、攜手共進。因此,，我同意習近平主席的觀點,，即在當今這個日益互聯互通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事實上,，單邊主義或強權政治不可能是新冠病毒、水火災害,、網絡攻擊,、氣候變化或其他任何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有效對手。面對全球性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無論中國或美國，都不可能獨自解決所有問題,，必須團結一致把所有資源和智慧集合在一起,。總之,，我們亟須的是一個以多邊主義,、伙伴關系、文明對話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金垣洙：我們的世界正面臨各種各樣的共同危機,，需要國際社會攜手前行、共克時艱,。在這方面,，我想特別強調大國的關鍵作用。我注意到中國對于“大國”的定義迥異于西方國家的“強權（Great Power）”,，而是強調“大國（Major Country）”在客觀上具有更大實力,、在主觀上不應強加于人。在應對全球性危機時,，大國應該如何自處,？我認為中國的做法可資借鑒。第一,，中國相信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第二，中國一貫支持聯合國作為世界上最具權威和公信力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在協調國際事務時發(fā)揮有效作用,。第三，中國認為與其談“領導”不如談“責任”,，大國擁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應該承擔更多責任、作出更大貢獻,。我希望中國所推進的大國外交在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歷史進程中繼續(xù)發(fā)揮積極作用,。

展望未來：我們需要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關注“人”的世界

姚遙：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潘基文秘書長時，強調中華民族注重“和”的理念,，主張和平,、和諧、和而不同,。2020年11月,，金垣洙副秘書長曾經服務的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聯大一委）表決通過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決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2017年后又一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你們兩位如何看待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潘基文：我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中國從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投行到舉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不斷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促進國際公平正義、創(chuàng)造世界美好未來方面所發(fā)揮的引領性作用,。隨著中國不斷取得令人矚目的進步,，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也在日益上升,。我現在已經卸任聯合國秘書長,，但仍在為應對氣候變化等可持續(xù)發(fā)展危機和全球性共同挑戰(zhàn)奔走呼號、努力工作,，希望中國繼續(xù)為聯合國事業(yè)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作出更多貢獻,，不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殷殷期望。

金垣洙：希望“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成為體現中國愿與世界各國分享經驗,、合作共贏的典范和例證,。期待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能夠在世界各國的齊心協力之下早日成為現實。

姚遙：習近平主席2018年4月在會見潘基文秘書長的繼任者古特雷斯時指出,，不論是國內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獲得為目標,，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厥走^去，支持聯合國發(fā)揮作用,，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是中國外交的一項基本政策。由于種種原因,，70多年來聯合國的各項機制不乏力匱之處,，《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并未得到完全彰顯，國際關系中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仍時有發(fā)生。但我們不能因此說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過時了,，問題恰是《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一些國家的認真履行,；也不能說經濟全球化是錯誤的，只能說某些強權國家與利益集團從少數人立場出發(fā),，為經濟全球化設定的目標和路徑是錯誤的,。面對這樣一個尚未盡善盡美的世界，我們應該期許一個怎樣的未來,？

潘基文：我們需要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關注“人”的世界,，一個能夠解決普通人急難愁盼問題的新世界，一個更加正義,、更加安全,、更加眾生平等的新世界。

金垣洙：我們需要一種根本性的范式轉型——解決眼前危機的雷霆手段必須與更加長遠的人類視野相互匹配,，唯此我們才能憧憬并真正迎來一個更加以人為本,、更加群體導向、更加順應自然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