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下留人”之后,，全國媒體競相報道,。特別是報道上網之后，全國引發(fā)了空前的討論。在各大門戶網站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參與討論。還有媒體發(fā)表評論,，說“沒有一個刑案像董偉這樣受到如此大的關注”,。打那之后，各地也陸續(xù)曝出“槍下留人”事件,。而最初的那樁“槍下留人”案,，也在多年之后成為國家司法考試模擬試題中，論述死刑復核權回收的話題內容,。

當時就有一些聲音,，希望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我們也在各大學法律系奔走,，呼吁將死刑復核權從地方收回,。

在北大，我還做了題為《從槍下留人到法下留人》的講座,。那時我充滿激情,，至今記得我的結束語是——“如果我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我們期盼的民主與法制的時代,，就會進一步向我們走來,。”

初時只能信訪辯護律師地位尷尬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了下放27年的死刑復核權,。

根據當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統(tǒng)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有關問題的決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各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依法判決和裁定的,，應當報請最高法院核準。從此,，死刑復核權全面收回到最高法,。

“槍下留人”過后，找我做刑事尤其是死刑辯護的人翻了很多倍,。我也一門心思專注于死刑辯護,。在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法之前，作為一名律師,，能深刻感受到某種不平衡性：同樣一部法律,，同樣一個罪行，引發(fā)了近乎相同的后果，各省的裁判尺度卻不一樣,。

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無疑是一種進步,。

但事情的發(fā)展往往需要一個過程。在死刑復核權剛被回收的那些年,，辯護律師的地位往往很尷尬,。案件進入死刑復核階段，我們不知道該去找誰,，也不知道案子在哪個法官手里,，連材料也不知道往哪寄。往往只能通過最高法院的信訪渠道,，留下一個條子,，說自己是哪個案子死刑復核階段的代理人，有何問題找法官談,，又或有復核階段辯護詞等書面材料留給法官,，并附上電話，等待回復,。

留下的條子一般都會得到回復,。法官會打電話過來，但那時案子可能上過合議庭了,。

一般我們會趕在法院上班前幾小時提前排隊,，與其他訪民排在一起。有志愿者施粥,，我們也喝一點,，因為去得太早太餓。但這粥喝得沒有絲毫職業(yè)存在感,。我們也常和北京的律師合作,，他們有地域優(yōu)勢。

死刑復核逐漸完善能給家屬一個交代

辯護律師在死刑復核階段的種種尷尬,，到2015年就發(fā)生了重大改觀,。

2015年2月1日，最高法開始施行《關于辦理死刑復核案件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辦法》,。其中主要規(guī)定了最高法死刑復核中,，就辯護律師提出查詢立案信息,、查閱案卷材料,、當面反映意見、提交書面意見,、送達裁判文書等事項的處理辦法和流程,。

其中明確，辯護律師可以聯(lián)系最高法查詢立案信息和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辯護律師要求當面反映意見的，案件承辦法官應當及時安排,。在該《辦法》末尾,，還公布了最高法相關審判庭的電話和通信地址。

從那之后,，律師就方便了很多,。只要高院說案件報送最高法死刑復核后，通常我們等十天再去最高法院,。走律師通道進入法院,，然后在法院的系統(tǒng)里根據案件號、案件名就能查詢到辦理死刑復核的法官,，并可以與之約見,。

約見后，你可以詳細地闡述你對案件的意見,。法官的態(tài)度也非常好,，一般也不會打斷你。在你講述時,，他們不會做任何表態(tài),，但會很認真地聽，還會有書記員做筆錄,，最后讓你簽字,。如果你要求查閱卷宗，也會把卷宗給你帶來,，除了不公開的材料,，你都可以查閱、摘抄,、復印,。如果律師有新證據提交，法官還會給你出具一個收條,，上面明確寫著證據名稱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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