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tǒng)樸槿惠身陷“閨蜜門”事件，其民意支持率不斷創(chuàng)造韓國憲政史上的新低,。截至12月3日,，韓國民眾已經(jīng)連續(xù)舉行了六輪大規(guī)模“反樸”集會,。筆者也親歷了韓國民眾的示威,，親眼目睹了大批民眾涌向光華門廣場的場景。其中,，有一個鏡頭印象頗為深刻:在某個街口,，數(shù)萬人的游行隊伍有秩序地行進著，男女老少每人手里都拿著一株點燃的蠟燭,，如流動的潮水一般讓人感到澎湃與震撼。

韓國社會對公眾人物存在相對“零容忍”

此前曾聽到過國內(nèi)的聲音,，對韓國民眾如此劇烈,、如此大規(guī)模，并且是持續(xù)性的抗爭行動多少感到一絲困惑,?；蛟S言下之意是在暗示中國社會大概會表現(xiàn)得稍稍“寬容”一些,。當然，這里討論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對與錯,，而是在探討韓國民眾集體討伐式的輿論造勢行動緣何如此統(tǒng)一而迅猛,。

筆者在韓國已經(jīng)生活了快13年。而根據(jù)筆者的體會,，其實在韓國社會并不存在絕對的“零容忍”,。客觀地講,，道德與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仍存在于韓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同時東方社會的傳統(tǒng)意識、思想習俗,、行為方式等要素,，如中國人也都熟知的人情世故等，在韓國的各種社會現(xiàn)象中也是或隱或現(xiàn)地存在的,。

但是讓人感到些許驚詫的是,，每當公眾人物出現(xiàn)了重大言行錯誤直至觸犯法律時，全社會的快速應對以及“集體討伐”似乎是在表達著韓國人對公眾人物犯錯的“零容忍”的態(tài)度,。這不僅涉及政治人物,，對演藝人士的“零容忍”似乎更為明顯，比如逃避兵役的藝人劉承俊下跪道歉也無法解除對他的入境禁令,，比如男星李秉憲被韓國女子團體“GLAM”成員金多喜與模特李智妍用手機拍下不雅視頻,，盡管兩位女星因勒索李秉憲被判刑，李秉憲也多次道歉,，但韓國國內(nèi)對他仍是罵聲不絕,。

“Wu Li”下的集體主義驅使人們走上街頭

這是為何呢?是韓國的民族特性使然?還是因為韓國民眾有著統(tǒng)一的“自覺”意識?還是因為民主法治的概念早已深入民心，犯錯即追責成為一條不可違背的社會底線?

也許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結合筆者在韓國工作及生活的體會,，以下幾點也許可以幫助讀者考察韓國社會中時而出現(xiàn)的“零容忍”現(xiàn)象。

首先是集體主義的心理驅動作用,。有關韓國人“集體主義”表現(xiàn)的話題筆者幾乎是無數(shù)次地聽到,，不論是在學術討論還是文化交流活動中。這次似乎又離不開這個話題,。當我問到韓國為何對公眾人物“零容忍”時,，一位韓國友人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肯定是因為集體主義的習慣和思維方式吧。的確,，平日在韓國可以無數(shù)次聽到“我們”這樣的限定詞,，韓文讀音為“Wu Li”。比如:“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洞”(韓國的基層行政區(qū)劃一級稱為“洞”),、“我們公司”等太多的以“我們”為限定語的詞,。這不是說中國或別的國家就沒有或很少用這樣的限定詞，而是韓國整個社會上上下下用“我們”這個詞語來表明共同身份和堅定意志的情況實在是太多,、太頻繁了,。于是，我們似乎的確是有理由相信,，在公眾人物出現(xiàn)不端行為時,，一種集體主義的心態(tài)或許多少讓很多韓國人認為他們心理上不能容忍某些少數(shù)人的言行玷污、損害他們心中的集體形象和群體利益,。

另外,，在危機爆發(fā)初期，司法系統(tǒng)相對快速的反應能力加上媒體所擁有的深入調(diào)查和宣傳能力,，二者的結合似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民意的走向,，并且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營造出一種“國民已經(jīng)無法容忍”的社會氛圍，從而讓其他能夠干擾民意走向的因素如政治干預,、暗箱操作等或是來不及反應,，或是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而選擇退卻。當然,，事情沒有絕對,。其實數(shù)年前就已有媒體悄悄開啟了對和此次“閨蜜門”丑聞相關的事件的調(diào)查，但在起初的階段就被政治手段暫時按壓,，因而沒有來得及在社會上造成廣泛的影響,。而此次丑聞的爆發(fā)，除了媒體的圍追堵截,、深度挖掘之外,，還特別有檢察機關的強力介入。由此可見,，在韓國,，凡涉及重大及突發(fā)事件時，“媒體+司法”的高效組合就有助于在社會上形成較為一致的民意態(tài)度,，因為畢竟在民眾心中,，“法”是要高于“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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