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在受害人過錯這個問題上表現(xiàn)得很謹慎：一方面承認受害人過錯這個問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嚴格限定在直接責任這個范圍內(nèi),，以避免濫用。
最近發(fā)生在武漢火車站附近的一起殺人案又成功打造了一條爆炸性新聞,。這條新聞有兩大特點:一是犯罪嫌疑人胡某殺人手段極其瘋狂殘忍,；二是事后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同情施暴者，而指責受害者,。
對于第一點,，為什么胡某會采取如此殘忍的手段殺人？后來已經(jīng)證明,果不出所料,胡某是精神病人,持有精神類二級殘疾證,，這使其很有可能不必承擔法律責任,。而第二點,說明了受害人姚某在沖突中是有過錯的。據(jù)媒體調(diào)查,受害人姚某不遵守商業(yè)規(guī)則,，隨意對外地人提價,，并首先打罵侮辱胡某，以致胡某情緒失控,，持刀殺人,。為此，有人直斥受害人“作死”,，更有人認為受害人是人賤心黑,。
在人們?nèi)β曈懯芎θ说臅r候，筆者想談談,，受害人姚某的行為在法律上有意義嗎,？如果先不考慮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人這一因素，受害人有過錯會成為對胡某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理由嗎,？在法律上,，受害人的過錯并不是法定從輕、減輕情節(jié),，也就是說,，受害人有過錯并不會必然導致對犯罪嫌疑人從輕或減輕處罰。但是,，由于受害人的過錯可能會使人們對犯罪嫌疑人多一些理解和同情,，在犯罪的主觀惡性上小一些，所以可能會成為案件審理過程中的酌定情節(jié),，也就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圍,。
我國刑法從來沒有明確過受害人過錯在刑事審判中的法律意義，唯一與之有關的大概是正當防衛(wèi)和防衛(wèi)過當了,，但兩者都強調(diào)了對正在實施的不法侵害,，以及防衛(wèi)的限度問題,。在武漢砍人這個案件中，雖然受害人先有打罵胡某的行為,，但胡某持刀殺人也嚴重過度,，與正當防衛(wèi)和防衛(wèi)過當毫不沾邊。
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雖然法律沒有規(guī)定，但在現(xiàn)實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很多矛盾沖突并不是單方面引起的，在沖突中受害人有過錯是常有的事,。一旦矛盾激化,，施暴者的行為固然過激，而受害人也未必是純潔的天使,。就像武漢這個案子,，顯然受害人自身也是有過錯的。
因此,，我國的司法實踐對于因受害人過錯而減輕施害人責任的規(guī)定也有所體現(xiàn),。比如，在刑法規(guī)定的情節(jié)較輕的故意殺人情形中,，就有激情殺人一類,，即本無任何殺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將他人殺死。當然,，激情殺人也有嚴格的法律限定:其一,，必須是因被害人嚴重過錯而引起行為人的情緒強烈波動；其二,，行為人在精神上受到強烈刺激,，一時失去理智，喪失或減弱了自己的辨認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須是在激憤的精神狀態(tài)下當場實施。這樣的限定正是法律公正性的體現(xiàn),。
激情殺人的規(guī)定究竟適不適用于武漢這個案子需要法院來認定,。而且即使法院經(jīng)審理認為是激情殺人,那也還存著另一個問題，就是胡某的手段過于殘忍,，而這又是法定的從重情節(jié),。所以,，這個案子的情節(jié)其實存在兩方面相反的作用力。
通過以上對有關法律規(guī)定的講述,，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刑法在受害人過錯這個問題上表現(xiàn)得很謹慎:一方面承認受害人過錯這個問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嚴格限定在直接責任這個范圍內(nèi),，以避免濫用,。其實,，無論是警察還是法官,，經(jīng)歷過司法實踐的人都清楚，在面臨刑事責任的時候,，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都會極力強調(diào)受害人的過錯,，以減輕自身的責任，這是人趨利避害的本能,。但法律不能被當事人牽著鼻子走,，懲罰犯罪是刑法的基本原則，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刑事犯罪,，它對社會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刑法作為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底線法律,，必須嚴肅且嚴格,，不能為任何犯罪行為找借口。
武漢砍人事件,由于受害人的過錯,一些網(wǎng)友發(fā)出了受害人“作死”,、“該殺”這樣的極端言論,。這種話,在情理上也許是“話出有因”，但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放大受害人的過錯,，也不能改變案件的性質(zhì)。媒體也好,，輿論也罷,，都應該守住理性，不能把極端行為合理化,，警惕極端情緒也就是在警惕整個社會的狂化,。
最后還要再多說一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禍,。所有的極端行為都是惡意激發(fā)出來的,，只有真誠和善意才能讓人們遠離極端行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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