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呼格吉勒圖父母來到呼格吉勒圖的墓地。目前,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區(qū)委政法委組織公檢法等多部門會商,決定最快下月啟動重審一宗18年前的奸殺案。圖/IC
18年前,,內(nèi)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圖因殺人被判處死刑,。9年后另一殺人嫌犯趙志紅向警方供述自己為呼案真兇,。
呼案從案發(fā)到執(zhí)行死刑只用了62天,,不可不謂“快”,;9年之后,疑案出現(xiàn),,再審此案之呼聲延宕至今,,耗時9年之久,不可不謂“慢”,。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門金玲說,,若要對“嚴打”反思,就是無論怎樣“嚴打”,,都應該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因為一旦突破這個框架,就是縱容公權力去違法,,而這事實上對社會的傷害更大,。
早上6點半,天氣晴,,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門口,,黑壓壓的人群擠滿一片,幾十個警察忙著維持秩序,,不停警告躁動的人們,。
鐵門內(nèi),四名死囚已坐上警車,,將被押往公審大會,,執(zhí)行槍決??词厮箝T左側(cè),,矮個子的毛紡廠職工尚愛云擠在最前面,她不停地往里張望,。“那是1996年的6月10日”,,尚愛云肯定地對記者說,4名死刑犯中,,有一個是她的兒子呼格吉勒圖,,被判流氓罪、故意殺人罪,。
大門打開,,警車開出,人群一陣騷動,,尚愛云一眼看見兒子,,上身穿的還是那件灰色夾克,,下身是藍色褲子。兒子所有的衣服都是她買的,,所以她很快能認出,。呼和其他犯人一樣,雙手反綁背后,,繩子在身上勒得很緊,。
尚愛云原以為,18年前這一幕會隨時間淡去,。但是,,趙志紅在2005年供認自己才是呼案“真兇”后,所發(fā)生的一切,,讓尚愛云的記憶不?;氐?996年。
1996年,,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后的第二次嚴打,。在從重從快的指令下,呼格吉勒圖案,,從案發(fā)到執(zhí)行死刑,,僅用62天。
呼格吉勒圖的父母及一個哥哥一個弟弟,,這是他們家唯一的全家福,。
死囚的最后時光
呼市的烏蘭恰特劇場,如今已被拆除,,建成當?shù)刈畲蟮膹V場,。1996年,那里是座上下兩層的劇場,,呼和浩特一些重要政治活動都在那里舉行,。嚴打時的公審大會也在此召開。當天因為有死刑犯公審,,劇場很快坐滿群眾,。
當警車陸續(xù)駛離看守所的那一刻,尚愛云和老伴跟著車隊奔跑,。老伴李三仁身體不好,,跑不動,尚愛云一個人跑在前面,。雙腳趕不上車輪,警車跟丟了,。等她趕到劇場,,大門關閉,,外面圍滿了人。
她哭著央求保安:“執(zhí)行死刑的有我兒子,,我要進去看看”,。保安心軟,開門,,放她進入,。尚愛云埋著頭急匆匆往里走,抬頭不期然看見了兒子,。不遠處,,呼格吉勒圖和另三名死刑犯被押成一排,站在樓梯間,。他們被反綁雙手,,嘴里叼著一根煙,邊上站著五六個警察,。
尚愛云一下子哭出了聲,,兒子扭頭看見母親,“眼淚嘩嘩的”,。尚愛云想和兒子說話,,警察沒允許。“我就想問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呼格吉勒圖扭過頭,不再看母親,。
當天中午,,尚愛云收到領尸通知單,“老大去收的尸,,頭上中了兩槍”,。
案發(fā)后,尚愛云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兒子犯了什么罪,。直到一審開庭,法官當庭判決的聲音響起,,尚愛云才完整知道兒子的罪行,。“那是1996年5月23號”,尚愛云回憶著,,幾欲淚下,。
在呼市中院,法院審理查明:1996年4月9日當晚8時40分許,,呼格吉勒圖酒后到內(nèi)蒙古第一毛紡織廠宿舍57棟平房西側(cè)的公共廁所處窺視,,當聽到女廁所內(nèi)有人解手,,便進入女廁所將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楊某某摟住,后采取捂嘴,、扼頸等暴力手段,,將其按倒在便坑的矮墻上,扒開衣,、褲進行流氓猥褻,。后聽到外面有動靜,便逃離現(xiàn)場,。楊某某因其扼頸窒息而當場死亡,。
審判長蘇明宣布:被告人呼格吉勒圖,判處死刑,。尚愛云聽清兒子罪行時,,也聽清了判決。
呼格吉勒圖家人在開庭前一直未收到各種“通知”,。門金玲表示理解,。她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長期研究嚴打,。
門金玲告訴記者,,嚴打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3年通過的《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
該《決定》規(guī)定:“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民憤極大的,,應當及時交付審判,,可以不受《刑事訴訟法》第110條規(guī)定的關于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項傳票、通知書送達期限的限制,。”
該決定是為了“從重從快”打擊犯罪,。
“這是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不應被侵犯,。”門金玲表示,。
呼格吉勒圖的父母,在家向記者展示這些年來為上訪到北京留下的部分車票,。
警察感覺不對勁
呼格吉勒圖被判死刑后,,張帆(化名)心里一直打鼓,他覺得認定呼為命案兇手“不對勁兒”。張帆曾是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察,。1996年4月9日晚,,他接到呼格吉勒圖和其工友閆峰報警,并看到呼的第一份口供,。“這份口供不支持呼為兇手。”
呼格吉勒圖和閆峰均為呼和浩特卷煙廠職工,。案發(fā)當晚,,兩人在外喝酒,閆峰先回車間,,呼回家取鑰匙,。10多分鐘后,呼來找閆峰,,堅持要他同去女廁,,說那里出事了。后兩人發(fā)現(xiàn)廁內(nèi)女尸,。
次日,,閆峰出了警局。呼格吉勒圖則再沒回過家,。
案發(fā)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轄區(qū)新城區(qū)公安分局多位領導第一時間趕到現(xiàn)場。“公共女廁耍流氓殺人”,,是嚴打時期須重點打擊和整治的,。
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又出現(xiàn)一個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瑤被殺,,兇手是他護衛(wèi)--18歲的武警張金龍,。那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對治安狀況紛紛提出尖銳意見,。
嚴打行動由此開啟。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牽頭,,成立了“嚴打辦公室”,部長陶駟駒親任組長,,督陣指揮全國公安機關“嚴打”,。
呼格吉勒圖撞上“槍口”。因為案件惡劣、社會影響力極壞,,相關領導指示要抓緊破案,。
“當時鄭局長身上的壓力非常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訴新京報記者,,鄭潤民時任新城區(qū)公安分局局長,,案發(fā)地屬新城區(qū)轄區(qū)。當時,,這位警察在鄭潤民屬下任職,。據(jù)其介紹,“公廁女尸案”發(fā)生前不久,,鄭潤民剛剛履新,,此前他擔任玉泉分局副局長。
呼格吉勒圖的媽媽捧著兒子的照片說,,走的時候18歲,,整整18年過去了,如果活到現(xiàn)在剛好36歲,。
“案子最初遲遲沒有進展,,鄭局長大發(fā)雷霆,逮住負責的民警就是一頓臭罵:你們啥球都弄不成,!”這位警察回憶說,。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圖案即將開庭審理前,,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嚴打”斗爭小組考察呼市后,,強調(diào)此次斗爭“時間緊、任務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要發(fā)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為全區(qū)表率,。
“嚴打”指示之下,,公安一馬當先,“經(jīng)常加班,,一有案子就連軸轉(zhuǎn)”,,上述不愿具名的呼市警察介紹,當時因為時間緊,,加上一些民警辦案素質(zhì)不高,,“刑訊逼供是常事”。
“(受害者)牛仔褲上有三個鉚釘,,你他媽的不記得了,?接下來就是一頓拳腳,,打過幾回之后,再問疑犯多半會說記得”,,當記者問及當時是如何刑訊逼供時,,這位“老刑偵”給記者“演示”。
輔佐鄭潤民的是主管刑偵的副局長馮志明,,在呼市當?shù)孛襟w關于此案的報道中,,他是一個“金睛火眼”的神探:“兩個男的怎么會知道女廁內(nèi)有女尸?”
閆峰回憶說,,案發(fā)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出公安局時,透過門縫看見呼格吉勒圖蹲在地上,、手被反銬在屋內(nèi)的暖氣管上,頭上戴著一頂摩托車頭盔(防止自殘),,面色發(fā)黑,。
案發(fā)后第三天,尚愛云接到民警通知,,讓準備行李送看守所,,“床被啊,衣物啊,,你兒子招了,,警察說。”
嚴打之下的錯位關系
呼格吉勒圖在煙廠的工作,,就是把卷好的煙,,放到傳送帶上組裝,這是香煙出廠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對工人體力要求不大,,但需要不斷彎腰,它需要工人足夠的耐心,。在母親尚愛云眼中,,兒子內(nèi)向,膽小,,“鄰居老人去世,,門口擺幾個花圈,呼上下班都是繞著走,。”
“我寧愿他是出了車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尚愛云生活在指指點點和恥辱中,。“呼格吉勒圖耍流氓,,在女廁把人殺了!”尚愛云總能聽見細碎聲音在身后響起。
尚愛云不信,,兒子會做那種事,。今年11月16日,尚愛云找到滑力加,,以示感謝,。這名退休的呼市新城區(qū)檢察官,是全國第一名呼吁再審呼案的檢察官,。
滑力加認為,,檢察院當時不應對呼提起公訴。他說,,呼案有3大疑點,,公安存在主觀辦案之嫌;缺少直接證據(jù),,死者體內(nèi)精斑未做DNA鑒定,;公安涉嫌刑訊逼供。
曾有媒體記者獲得一份18年前呼案的筆錄,,該筆錄制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時20分--即被槍決前一個月,,詢問人為呼市檢察院檢察官劉某和彭某。被詢問人是呼格吉勒圖,,呼稱自己是無辜的,。
該媒體報道,在這份共計7頁,、1500字的筆錄中,,呼格吉勒圖數(shù)次表示:“今天我說的全是實話,最開始在公安局講的也是實話……后來,,公安局的人非要讓我按照他們的話說,,還不讓我解手……他們說只要我說了是我殺了人,就可以讓我去尿尿……他們還說那個女子其實沒有死,,說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在敘述“當晚自己的犯罪事實”時,,呼格吉勒圖做了如下陳述:“我當晚叫上閆峰到廁所看,是為了看看那個女子是不是已經(jīng)死了……后來我知道,,她其實已經(jīng)死了,,就趕快跑開了……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沒有辦法之后……猜的、估計的……我沒有掐過那個女人……”
該媒體報道稱,,筆錄顯示,,詢問人對呼格吉勒圖使用了“你胡說”等語言。
滑力加告訴記者,,從制度設計上,,公檢法本是互相制約,,這樣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發(fā)生,但在“嚴打”期間,,則變成相互配合,。
1996年“嚴打”行動一般都是由各級黨政領導親自掛帥協(xié)調(diào),公,、檢,、法等部門密切配合,以公安偵破為主力,,重點“破大案,、打團伙、追逃犯”,。檢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偵辦,“閱看預審檔案材料,,熟悉偵查過程,,保證受理案件后能及時提起公訴和開庭審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訴、快審判,。
滑力加說,,“嚴打”時,一旦發(fā)生重大案件,,公安還在偵查的時候,,檢察院批捕科就可介入,目的就是為了“快捕”,。其后的“快訴”順理成章,,案件幾乎是不受監(jiān)督的達到法院。
被忽視的關鍵證據(jù)
呼格吉勒圖死刑后,,尚愛云開始找自身的原因,,認為是自己的不妥,讓兒子遭遇噩運,。“假如那天我給兒子做飯,,他就不會和同事外出吃飯,也就不會有接下來的事,。”
呼格吉勒圖供認后,,按照“嚴打”“從重從快”的要求,隨后有關的逮捕,、起訴,、一審,、二審等環(huán)節(jié)均快速完成,包括執(zhí)行死刑在內(nèi),,兩個月時間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一審開庭時,因為相距較遠,,檢察官起訴了什么,,尚愛云沒有聽清。宣布死刑后,,呼格吉勒圖不服,,提出上訴。
父親李三仁還去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檢察院,,請求一定要調(diào)查清楚,,接待他的檢察官表情嚴肅,只說了一句:“回家料理后事吧,。”
對于法庭的死刑判決,,苗立律師有不同看法。他在2006年答應尚愛云,,幫助其申訴,。
苗立認為,對于呼格吉勒圖的犯罪證據(jù),,并不構(gòu)成證據(jù)鏈,,“受害人體內(nèi)精斑是否是呼格吉勒圖的?掐死受害人的手印是否有鑒定,?案發(fā)地是否留有呼格吉勒圖的腳?。?rdquo;
曾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的赫峰,,翻閱過呼案卷宗,。
赫峰介紹,相關記錄顯示,,技術人員曾從受害人的體內(nèi)提取過兇手的精斑,。然而,這一關鍵物證當年未做DNA鑒定,。他分析,,一是因為當時內(nèi)蒙古沒有條件做;其二就是太自信,,“覺得這個案子沒有這個證據(jù)也能定罪”,。
苗立認為,在缺乏直接證據(jù)的情形下,,法院判決就應該疑罪從無,。
但一位長期研究嚴打的學者認為,,在嚴打時期,這很難實現(xiàn),。她曾撰文反思“嚴打”:“在實踐中,,對于偵查筆錄中記載的內(nèi)容,法庭一般都給予認可,。這是因為法官同樣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政治力量,,'嚴打'又是針對社會治安惡化而展開,法官成為了潛在的控方,,法官的角色定位決定了其在裁判中倒向警察,,實在無可厚非。”
1996年,,尚愛云聘請的律師也未向法庭提出相關質(zhì)疑,。
尚愛云是在開庭前幾天,接到開庭通知,。開庭前3天,,托親戚花了1500元請了張娣律師。張娣律師在開庭前見了呼格吉勒圖一面,,“見面時間很短,,呼格吉勒圖沒說什么,就是哭”,。開庭前晚,,尚愛云感覺不踏實,又花500元請了丁守君律師出庭辯護,。
那年5月23日,,一審開庭時,,尚愛云聽見張娣律師做的是有罪辯護,,“說我兒子年紀小、是初犯,,且是少數(shù)民族,,請法院從輕發(fā)落。另一個律師一句話都沒說”,。
苗立律師認為,,辯護人應該給法官一個反向的思考,給一個專業(yè)的法律意見,,這樣會使一個案件有很大變化,。
如今,張娣和家人在海外生活,。記者電話聯(lián)系丁守君律師,。他在電話里說,,當年他未曾擔任呼格吉勒圖的辯護人,遂掛斷電話,。
等待9年之后
呼格吉勒圖死刑后,,尚愛云一度心如死灰。夫妻倆經(jīng)常騎車到兒子墓前,,一坐就是半天,。家里讀書尚可的老三受不了同學們指指點點,選擇輟學,。
2005年,,尚愛云聽聞一則消息,身子不由打了冷戰(zhàn),。內(nèi)蒙古“2·25系列強奸殺人案”告破,,趙志紅供述了10條命案,其中一件便是呼格吉勒圖的4·9命案,。
新華社記者湯計先后就此寫了5份內(nèi)參,,呼吁領導重視并徹查。幾乎每份內(nèi)參都獲得上層領導批示,。
2006年11月28日,,趙志紅案開庭,但因關系到呼格吉勒圖案,,此案未再審理,。如今已近8年,超過法定審結(jié)期限,。至今趙志紅尚在羈押中,。
湯計給尚愛云介紹了苗立律師。這是位刑辯經(jīng)驗豐富的律師,。接受委托后,,她去呼市中院調(diào)案卷,得到回復說“已被其他辦案機關調(diào)走”,。她去內(nèi)蒙古高院,,沒見到負責人。
內(nèi)蒙古熟悉此案情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有人說案件之所以遲遲不得處理,,是因為關系到官員問責,,但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職能部門敢不敢作為的問題。再審其實并不復雜,,有什么東西法庭上說唄,。”
據(jù)了解,當年辦理呼案的人員大都得到了升遷,。
記者調(diào)查獲悉,,趙志紅案發(fā)后,,不單單是內(nèi)蒙古警方復查了呼格吉勒圖案,公檢法系統(tǒng)以及政法委均開展了對此案的復查,。
知情人士透露,,至少兩年前,內(nèi)蒙古高院組建了一個6人復查小組,,由一位副院長擔任組長,,專職復查呼格吉勒圖案。現(xiàn)在內(nèi)蒙古人大任職的法學博士莎仁擔任這個小組的副組長,,當時她在內(nèi)蒙古高院任職,。
記者聯(lián)系了莎仁,她證實確有這個復查小組的存在,,至于復查的結(jié)論,,莎仁表示她已經(jīng)從高院離職,所以不便告知,。
11月4日下午,,內(nèi)蒙古高院的新聞通氣會上,新聞發(fā)言人李生晨表示,,目前,,呼格吉勒圖案正在復查階段,何日再審將視復查結(jié)果而定,。
這個消息讓苗立律師同感欣喜,,“這是9年來內(nèi)蒙古公檢法系統(tǒng)第一次公開回應此案。”
呼格吉勒圖被執(zhí)行死刑后,,安葬在南郊的白樺林中,,墓碑是用水泥壘的,倉促而簡陋,,上面有“呼格吉勒圖”幾個大字,,沒有生卒年月。
在蒙語中,,“呼格吉勒圖”有“幸福的地方”或者“大好前途”的寓意,。尚愛云的三個兒子都出生在內(nèi)蒙古達茂草原,。
呼格吉勒圖三兄弟努力地適應城市生活,,尚愛云記得當時,因為家里人口多,,他們分到了一個40平米左右的平房,,雖然有點擠,但還是其樂融融,。
尚愛云回憶說,,呼格吉勒圖最大的夢想就是,,輟學去當兵,回來好分配工作,,“他想買套大樓房,,讓家人都住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