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回歸（包括回歸前的中英談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紀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導完成的。

這些老一代政治家親身經歷了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國內地在經濟發(fā)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強烈對比,，對香港始終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往往傾向采取非常寬容的態(tài)度,，對于香港社會的不和諧聲音和做法也具有較高的寬容度。

但隨著年輕一代中國官員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線,，以及內地主要城市與香港之間經濟和制度差距的縮小,，老一輩政治人物這種特殊的歷史情懷和現實考量，未必能被成長經歷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國精英階層繼承下來,?？梢韵胍姡S著時間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處理將越來越日?；I(yè)化和行政化,。

未來“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實,，部分取決于年輕一代中國精英階層在多年以來積累而成的對香港的觀感、看法和態(tài)度,。

特別是隨著兩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彌漫在香港社會的“反中”情緒和歷史遺留下來的針對內地的習慣思維經過大眾媒體的渲染，勢必對年輕一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階層對香港的觀念和態(tài)度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無論是高度自治本身還是未來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各派勢力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選也好,，其目的應該是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進香港的民生,、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對抗中央權力、改變中國主體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國國家認同,。

只有擺正了這個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國兩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繼續(xù)把自己定位為中國中央政權的挑戰(zhàn)者和顛覆者,、甚至政治“異邦”的構建者,，而不是“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務的討論者、批評者,、監(jiān)督者和合作者,，不僅會令其自身逐漸消逝于歷史的宏大進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總而言之,，未來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間就越大,，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就會越以繁榮穩(wěn)定為主要目標,；反之，則“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空間就會被收縮,，對香港的管控就會更以確保國家及政權安全為主要目標,。

“一國兩制”是一個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和香港社會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會的中國國家認同越穩(wěn)固,、特區(qū)對中央的底線關切和核心利益的維護越堅決、特區(qū)政府和社會對國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區(qū)所擁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間就越廣闊、來自中央的政治約束也就越寬松,、特區(qū)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會越通暢,。

因此，“一國兩制”發(fā)展到今天,，香港的“治”與“亂”,、“興”與“衰”乃系于香港社會一念之間的選擇——

是承認中國的主權，對中國主體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從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尋求最大的自治空間,，并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變,？還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不斷挑戰(zhàn)北京的管治權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終成為整個中國政治體系中的“異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臨越來越嚴厲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來,，真真確確系于香港社會的一念之間。

文/閻小駿（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