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表明“講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經(jīng)過教育和勸說之后更愿意）選擇的生活方式,，倫理學家給出了許多論證方案,。其中一種典型方案是，將“講道德”與個體的完善,、集體的興旺以及人類生活的繁榮聯(lián)系起來,；通過描述和闡釋道德對人類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關(guān)鍵作用而證明“講道德”的必要性,。這就是所謂的“崇高性論證”。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會強調(diào)倫理美德與實踐智慧，為什么孔子和孟子會強調(diào)“仁義禮智”或“心之四端”,，為什么康德會把“可普遍的道德立法”列為理性行為者的自由本質(zhì),，為什么宗教家往往設(shè)計一些經(jīng)由道德實踐而獲得解救的修行之途。因為他們都試圖表明,，在推動人類走向崇高,、臻于卓越的過程中，道德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論證方案可用于說明“人為什么要講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論證”,。與“崇高性論證”相比,，后者的著眼之處不是個體的完善,、集體的興旺或生活的繁榮，而是個人的生存,、集體的維系或生活的延續(xù),。它的基本邏輯在于告誡人們，如果缺少道德,，個體將無法繼續(xù)生存,，集體將分崩離析，整個人類生活將退回到“叢林狀態(tài)”,。原因在于,，就其個體而言，人無論是在體力上還是在智力上都是極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這種有限性與脆弱性,，使人必須通過某種方式聯(lián)合起來，建立互相幫扶和約束的秩序,，結(jié)成擁有一定規(guī)則的集體和社會,，從而確保每位成員的安全與發(fā)展。

所以,，功利主義者會強調(diào)道德對于趨利避害的基本人性的遵循與束縛,，啟蒙思想家會強調(diào)各種社會契約的設(shè)計及其合理性，而那些受進化論影響的學者則試圖證明,，我們這種“講道德”的人類的存活與繁榮,，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在生存競爭中勝過了那些“不講道德”的物種或人種罷了。

兩種論證并非決然分隔,。在回答“人為什么要講道德”時,，它們只是不同側(cè)重的回答方式。對于許多影響深遠的道德理論而言,，其答案的內(nèi)容往往兼而有之,。比如，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就既可以從“脆弱性”的角度出發(fā),，證明階級社會條件下道德之所以產(chǎn)生的局限性乃至欺騙性,，又可以從“崇高性”的角度出發(fā)，證明在無階級社會條件下道德對于人類自由全面發(fā)展的引導性與成就感,。毫無疑問,，在一個思想偏好日趨多元、文明互動日趨頻繁的現(xiàn)代世界里,，我們需要更多的,、有價值的論證方案來回應(yīng)這個問題，激發(fā)人們的思考，從而展現(xiàn)道德哲學的魅力,。

《光明日報》（2018年08月24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