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要指出的是,，源遠流長的古蜀文明不僅有非常鮮明的風格特色，而且與商周為代表的中華上古文明存在深刻的關(guān)系,，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影響,，并且長期存在互動聯(lián)系，是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互動,、趨于一體的宏闊進程中的一元,。《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圣德焉,。

“若水”即川西高原上著名的雅礱江，在今攀枝花市境內(nèi)匯入金沙江,；而青陽所降居之“江水”,，則指岷江是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母親河，因而唐朝司馬貞《索隱》才徑謂“蜀有此二水也”,。其實,，關(guān)于黃帝二子“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之說并非司馬遷的原創(chuàng)，實源出先秦典籍《世本》和《大戴禮記》,，其文字甚至基本照抄自后者的《五帝德》及《帝系姓》,。近年來在岷江上游等地發(fā)現(xiàn)的馬家窯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從宏觀歷史進程印證了這一傳說,，揭示了距今5000年左右,，黃帝族群的兩個重要支系從黃河流域輾轉(zhuǎn)遷徙蜀地、構(gòu)成了古蜀先民來源之一的信息,。史前以至商周時期,，源自黃河流域等巴蜀域外的蜀地族群當然不止上述兩個支系，但因為以成都平原為核心區(qū)域的古蜀王國僻處大西南,，因而在以后由于長期遠離于中原文化而成為夷狄之邦,。這就說明，東周尤其戰(zhàn)國時期華夏國家視野中的所謂“戎狄之長”的古蜀國族,，實與華夏又有著極為古老的淵源關(guān)系,，可謂同源異流，并在先秦時期又與中原國家長期存在過互動聯(lián)系,，從而與華夏文明可謂血脈相通,，長期存在深刻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以至《史記·三代世表》記載,，其散在川滇交界地區(qū)的后裔直至漢代仍然號稱“黃帝后世”,。

古蜀文明中來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在蜀地考古資料中還可以看到很多,。其顯著者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盉,，明顯來自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而三星堆-金沙遺址的大量玉璋,，其源頭也顯然在二里頭文化以至更早的陜北神木石峁等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尤其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禮器尊、罍,、盤及其器型紋飾,，乃是典型的商周青銅文化載體。至于三星堆遺址精美絕倫的獸面銅牌飾,，類似的發(fā)現(xiàn)亦見于河南偃師二里頭、甘肅天水,，以二里頭的最早,，其次為天水出土者，三星堆的最晚,，學者據(jù)此推測天水地區(qū)可能是連接中原與四川地區(qū)文化交流的紐帶,。此說顯然符合上古文明進程的史實。與上述中原文化對古蜀的影響傳播相對，三星堆-金沙文化也在其延續(xù)發(fā)展進程中不斷向四面?zhèn)鞑ポ椛?，其中東邊已逾峽江地區(qū),，北面也越過陜南抵達秦嶺渭水之際，說明文化的互動影響通常都是相互的,。不過從長時段總體歷程而言,，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對古蜀文明的影響明顯呈現(xiàn)主導地位，尤其是上述尊罍盤,、銅牌飾和牙璋等以青銅等貴重原料制作的金玉禮器,，作為華夏政治文明上層建筑的精英文化器物，是政教互動融合乃至傳播滲透的物化堅證,，強烈地揭示了上述主導地位,，預示著三星堆古蜀文明與華夏文明互動的日漸強化和加深，必將導致二者融為一體的歷史趨勢,，成為接踵而至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由東亞大陸地理歷史條件決定的中華早期文明歷史進程的必然結(jié)果。（彭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