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手段的啟動,，關乎公民的財產(chǎn),、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等基本權利。因此,，罪刑法定必然成為現(xiàn)代刑法的原則與基石,。這在一方面要求罪狀的表述與量刑的設計盡可能明確合理，法官應當根據(jù)具體的犯罪情節(jié)適用相對應的法定刑,；而在另一方面,，刑法作為成文法所固有的局限性需要通過一定的保障制度予以修正?；谶@一考慮,，《刑法》第63條第2款規(guī)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guī)定的減輕處罰情節(jié)，但根據(jù)案件的特殊情況,，經(jīng)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本案中,，福建高院正是根據(jù)這一制度,，對劉大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那么,，究竟存在哪些“特殊情況”可以考慮對劉大蔚予以從輕處罰,？首先是案件本身的情況,。從法益侵害的角度來看，由于海關的及時發(fā)現(xiàn)與扣押,，經(jīng)劉大蔚走私的槍支并未實際流入市場中,，未對社會公眾的人身權利造成現(xiàn)實的傷害，且涉案槍支槍口比動能較低,，致傷力較小,，不易于通過改造提升致傷力，社會危害性較??；從犯動機與目的的角度來看，劉大蔚走私武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個人收藏與觀賞,，認定其具有營利動機的證據(jù)不充分,；從預防必要性的角度來看，劉大蔚系初犯而并非累犯,，特殊預防的必要性較小,。另外，劉大蔚雖剛滿十八周歲,，但仍屬于青少年,，出于有效改造犯罪、及時挽救青少年罪犯的目的考慮,，也可考慮給予較輕的刑事處罰,，給予其重新做人的機會，這符合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其次,，本案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特殊情況”。如前所述,，輿論對本案所詬病的一個焦點就是公安部門對涉槍案件的認定標準,，不但起點較低，且“唯數(shù)量論”一定程度地存在機械,、僵化的問題,。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涉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氣槍鉛彈刑事案件定罪量刑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于2018年3月頒布實施,，規(guī)定應當綜合各種因素評價涉槍案件的社會危害性,。這實際上是在既有槍支認定標準不改變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對涉槍案件處置的一種變通措施,。本案得以再審,，其內(nèi)在邏輯亦包含原認定標準所導致的罰不當罪的成分,。需要說明的是，根據(jù)法律適用規(guī)則,，該《批復》并不直接適用于本次再審,。但《批復》的精神得以在再審判決書中體現(xiàn)，福建高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綜上,，本人認為本案具備《刑法》第63條第2款中的“案件特殊情況”，經(jīng)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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