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打擊樂專業(yè)招生,。早年我在中央民族樂團去音樂學院招生,，有經驗,，但很少見到像臺灣這樣的情況。比如如果要招板鼓,，我們就去直接找一個打板鼓打得好的挑走,，我們沒有一個概念、即打擊樂是全局的,。但“臺灣國樂團”招打擊樂的人,，就是要低音鼓、板鼓,、中國大鼓,、鐃鈸、大鑼,、小鑼……都要會,，全方位的，中國傳統(tǒng)東西必須會,，否則進不來,。

我發(fā)現臺灣對傳統(tǒng)很重視。前面說革胡招人,，我們大陸樂團什么都向西洋看齊,，到今天也是，直接大提琴拿來就用,。而1993年臺灣對革胡的考試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臺灣包括年輕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非常尊重,，這一條河流沒有停止。樂團對指揮的尊重,、團員的尊師都是如此,，我1993年第一次在臺灣做客席指揮，1995年去高雄實驗國樂團做指揮，都可以體會他們對傳統(tǒng)的重視,。

1996年,，香港中樂團邀請我擔任音樂副總監(jiān)，而由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首席指揮彭修文先生擔任音樂總監(jiān),。彭先生點名讓我當他的副手,。那時我非常高興,，因為他是我永遠的偶像,。我想如果在彭修文先生擔任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jiān)時我能當他的副手，就好像第二次上大學,、讀研究生一樣,。我很高興，就答應了,。高雄國樂團知道了之后,，就說如果香港中樂團這種知名團體能把你請過去，我們感到很光榮,，因為我和他們的合約應該到1997年10月才完成,，但我和香港中樂團合約則從6月1日就開始了。后來彭修文先生不幸突然罹病,、去世,，香港政府就要求我臨危受命，去當音樂總監(jiān),。我接受了,，沖上第一線。1997年經歷了政權交接,。2001年通過樂團公司化,，我的職稱改成藝術總監(jiān)至今，工作二十多年了,。

記者：香港能為中樂的發(fā)展做出什么貢獻,？與此同時，其它地方的中樂又能為香港中樂的發(fā)展做出什么促進,？

閻惠昌：我當時在學校讀書時,，是文革后的第一期，我的專業(yè)是民樂,，系是民族音樂作曲系,，分了三個專業(yè)作曲、理論和指揮,。我快畢業(yè)時,，聽了林岳培大師的《秋決》、《昆蟲世界》,，以及吳大江先生的作品,，我們覺得這完全顛覆了我們在學校里學的東西,。我們沒想到民樂的這種形式可以做出這種聲音來。

那個時候,，李煥之作為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的主席,，來到香港參加亞洲作曲家聯會，很多內地音樂家第一次來這邊,，聽香港中樂團介紹他們的作品,，都非常訝異。他們把這些樂譜,、錄音帶回內地,，在音樂學院里面真的掀起波瀾。包括像譚盾這樣的音樂家,，和我們都是一屆的,，而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jiān)吳大江、作曲家林岳培,，這些人就像一顆種子一樣,，永遠種在我們的腦海。我,、譚盾,，還有很多作曲家，都是從香港中樂團的這些作品里面得到了啟發(fā),、開闊,，讓自己的大腦開放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