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這些周期均與一系列重要事態(tài)聯(lián)動,，反映了當時整個社會,、整部歷史的深刻變遷,。像門閥士族牽連至廣,，與之相隨的有“門閥政治”，而門閥政治又與此期“皇權的變態(tài)”聯(lián)動,。占田均田則與戶丁制及賦役制度相連,，又直接關系到兵源、軍制的狀況,。三省制度不僅與朝廷決策,、行政體制的演化，也與地方行政體系的調整,，與整套行政秩序的變遷密切相關,。北族漢化極大地影響了北方地區(qū)的人口構成和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又與南朝,、漠北至東北亞諸事態(tài)深相關聯(lián),。法律儒家化推進了魏晉以來禮,、法的變革，又構成了強調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制定法運動”的內在動因,。佛教中國化進程的意義亦遠不限于宗教,，而是牽涉到經濟、政治,、階層,、種族、社會生活以至知識體系和精神世界的一系列事態(tài),。這種一個突出的發(fā)展周期伴隨著一系列重大歷史過程的現象,，只能說明其基礎深厚而內涵豐富，絕非從魏晉或隋唐某個時段著眼能夠解釋,。

三是這類周期的展開、完成,，永久地改變了相關領域的面貌及其以后發(fā)展的基礎條件,。如門閥士族雖已衰落，但其代表的家族倫理,、身份內涵及知識,、價值崇尚和審美等觀念形態(tài)，卻已在歷經淘洗后深入唐代士人的心靈,。均田制瓦解標志著國家對土地關系和基本經濟活動的干預弱化或方式轉型,，其背后則是南北朝以來生產方式、商品貨幣關系和基層秩序的變遷,，也包括地稅,、戶稅、役制,、兵制等方面新法的陸續(xù)產生,。至于其他周期如三省制度、法律儒家化及北族漢化和佛教中國化等等,，其興起發(fā)展至衰落蛻變的歷程,，都深刻改變了所涉領域的樣態(tài)，構成了其以后發(fā)展的基礎,，其具體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于后世的制度和做法之中,。由此觀之,，這類周期并不單純是某些頭緒線索自始至終的興衰起伏，而是隨其后果和形勢變化,，接續(xù)有新的頭緒產生并不斷刷新歷史發(fā)展的路徑,；因而其至唐初的基本完成，也就不是從偏離回歸到某種既定狀態(tài),，而是意味著新的發(fā)展基礎或新的時代開啟,。

除此之外，尚待揭示,、勾勒的這類周期應當還有不少,，像山越、蠻族融入江南社會的進程,，道教從黃巾起義和五斗米道被鎮(zhèn)壓后的轉型,，玄學自正始之風至南北朝的起伏等，亦皆在隋及唐初告一段落,。這都表明上述周期在魏晉南北朝乃是一種普遍存在,，因此也就有必要就其總體加以考慮。現在回頭再看,，尚鉞,、王仲犖、何茲全等先生提出“魏晉封建說”的合理內核,，在于其揭示和強調了魏晉以來生產方式和人身依附關系等方面發(fā)生的轉折,，同時又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社會形態(tài)理論出發(fā)，為魏晉以來發(fā)生的大量事態(tài)提供了一個總體解釋,。而日本學界關于“中世時代”或六朝“貴族制社會”的概括,，其要也是在揭示、強調門閥士族及與之聯(lián)動的一系列事態(tài),，以此為中心來解釋魏晉以來這類周期的起訖,。這也可見，近百年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無論理論,、方法如何變換,，不管是基本線索的概括，還是大量具體問題的研究,，最終都離不開對上述周期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