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握手樓”大多四層,每層40-50平方米,除了村民自己居住以外,其他的房間均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90年代,一個單間大約100-200元,進入21世紀,則漲到了400-500元,。從原來的種田改為種樓,自此,楊箕村民開始以房租為生,。

隨后,廣州東擴加劇,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繼建成,。90年代初,廣州市政府提出建設珠江新城,其定位不僅是中央商務區(qū),更是具有強大輻射力的廣州新城市中心,成片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而這一次,村落的自然發(fā)展已經(jīng)遠遠跟不上城市現(xiàn)代化的步伐,。從高空俯瞰,光鮮亮麗的鋼鐵森林之中,有一塊低矮陰暗的沼澤,這便是毗鄰珠江新城的楊箕村,對于力圖打造國際化都市的廣州城而言,仿佛一貼膏藥,又如鯁在喉,。

而對于姚蘊珊一家而言,這里卻是自己的家以及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

姚蘊珊所住的小樓屬祖父姚禮津名下,拆遷前,她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據(jù)了整個三樓,其他樓層則全部出租,。她還記得住在四樓的是個來自廣西的年輕姐姐,二十出頭。每天下午,小小的姚蘊珊放學回家,就坐在四樓的樓梯口等溫柔的姐姐下班,陪她一起去天臺玩耍,。住在五樓的哥哥也來自廣西,二十出頭,是個剛畢業(yè)的學生,。姚蘊珊記得他養(yǎng)了一只貓,黑白相間,十分漂亮。夏日的午后,哥哥,、姐姐,還有一只貓,小小的姚蘊珊跑上跑下,玩得不亦樂乎,。

還有那個記憶深處的天臺!因為楊箕村治安較差,剛上初中的姚蘊珊很少在狹窄的巷子里玩耍,而天臺就成了她的游戲樂園。這里有她的石榴樹和白玉蘭,有她的哥哥姐姐,還有她的童年,。從天臺向東看過去,是奶奶名下的另一棟樓,伸出手就可以夠到,姨媽住在那里,。向北望去能看到姚氏祠堂,幾個老人正坐在門口的石階上閑聊。向南看過去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一片,就是楊箕村的內(nèi)巷,。姚蘊珊很少在里面長時間停留,巷子里很黑,經(jīng)常有打工仔蹲在兩側(cè)抽煙,每次遇到這些人,她就昂首挺胸、目不斜視地快速走過,。

拆遷前的楊箕村,是外來務工人員到廣州落腳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邊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幾百元,因此成為外地人來廣州租房的首選,。那時候,楊箕村容納了4萬多外來人口,租客來自四面八方,覆蓋社會各個階層,既有吃過上頓沒下頓的農(nóng)民工,也有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亦有想要賺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這里,粵語和各地的方言混雜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發(fā)廊前面抽煙；吃著大排檔的打工仔吃著吃著就掄起胳膊干架,；罪犯,、盜版碟和南方都市報在同一個角落出沒。

終于,到了2010年,政府決定徹底清理這個城市的“傷口”,。2010年,越秀區(qū)將其列入52個城中村改造項目之中,作為亞運會前必須完成拆遷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楊箕村開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兩個月內(nèi)拆除完畢。

姚蘊珊很難過,尤其舍不得天臺的石榴樹,但也沒有辦法,。

拆遷

事實上,早在2009年7月,楊箕村就開始啟動拆遷工作,。每戶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發(fā)的《城中村改造征詢意見書》。《意見書》的補償條款并不明細,只是粗略列出了“拆一補一”原則,即對村民實行拆一平方補一平方的方式,進行原地安置,沒有回答包括超規(guī)違建面積如何計算,、復建房容積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體物業(yè)如何處理、如果爛尾由誰來負責等關鍵問題,因此絕大多數(shù)楊箕村民拒絕在意見書上簽名同意,。

姚蘊珊的外祖父姚禮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詢意見書》中,他列出了自己對于改造方案的幾點建議,其核心是“兩個公示”,即要求對改造前現(xiàn)有房屋現(xiàn)狀、數(shù)據(jù),、村內(nèi)物業(yè)集體資產(chǎn)進行公示,對改造后所有房屋現(xiàn)狀,、數(shù)據(jù)、小區(qū)的基礎商鋪,、車鋪,、會所等,以及入住時候的搖珠分配情況進行公示。